终于得到一个当面访他的机会。

　　8月，在山西开会，遇到河北作家张峻。问贾大山，回答说肯定在正定。很多年来，贾大山几乎从未离开正定一步。他是河北省作协常务理事，正定离石家庄坐汽车不过半小时的路程，但大山却连省作协的会也从未开过。以他的影响和职务，拉点赞助应该没有问题，但他坚决不干，至今没有结集出版过一本书。张峻说。

　　我完全信。这正是贾大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果真没有几个贾大山，岂不是太乏味了么！

　　归途，我决定从河北石家庄转车，得便一访大山，了却10年的念想。

　　感谢河北文联的朋友，当天就同大山联系上了。

　　大山一早就来了电话，说他在正定那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行到了正定，见面一一握手时，他竟不认识省作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我就是再理解，也不由不吃惊。

　　除了略显富态，大山一切如旧。分别10年，一见面他毫无惊咋，先同别人寒暄，最后才抚了我的肩同行。10年岁月恍若隔日。

　　他备了满满一桌子菜来招待我们，自己却绝不沾荤腥。

　　先前憋了一肚子的话，不知从哪里说起，没头没脑地问：

　　“你干吗吃斋啊？”

　　“是生理上的事，吃了荤腥恶心。”

　　但他对佛教的尊崇是毫不掩饰的。

　　那顿饭，以及饭后他领着我们游览正定大佛寺的整个过程，他大部分时间都说的是佛教教义。他对佛教经典的研读，是很有深度的了，记性又出奇的好，能背诵许多经文。国家最高领导人来正定参观大佛寺，县里只有请他出面讲解。他的那份头头是道，那份出神入化，令听者入迷。

　　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忧虑。倘佛门多了一位高人，文坛失却一位作家，那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一些了呢！

　　我的忧虑是多余的。

　　在大佛殿的甬道上，刚刚津津有味地讲完一个佛传故事，间歇之后大山忽然说：

　　“我真觉得自己不该再写小说，因为有人写得太好了。”

　　他说的“太好了”的小说是《围城》。接着他就大段大段地背诵《围城》，一面用手指往下有力地戳着，眼睛里满是欣赏和神往：

　　“看了人家的书，觉得自己真没有资格写书。”

　　我怔怔地看着他。大山还是大山。大山还是作家。文学之心，文学之望未灭。

　　接下来他说起同一帮文友聚会时怎样的语惊四座：有一段时间他罢了笔，因为知道新潮蜂起，自己的小说没人看了。但最近又写开了，因为又听说，现在新潮小说、旧潮小说都没有人看了。众皆哗然。他自己也认定：这是妙语。

　　但他的小说并不像他说的“没人看”。他新近发表的几篇小说，我在石家庄时就听人们议论了：写得极是精致。小说发出来，常常接到许多电话，有老百姓的，也有地方官员的，都是称道的话。每每写作，他心里一定先有了这些读者的音容笑貌。他生活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写作，他们也都懂得他，钟爱着他。他便更不愿令他们失望。他写得多，发表得极少。写了都积在案上，有极知己的编辑朋友去，他才极吝啬地示出一二。为此，许多刊物疏远了他，寄赠了多年的刊物一一停了。他不在乎，也没有怨恨。他自撰一联：“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

　　这“静”是心静，大静，无边无涯，高深莫测，不为尘俗利害炎凉所动，一如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心静不是心死，大静不是寂灭。幽默更其老到，调侃更其圆熟，针砭更其尖利，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冷漠的人。恰恰相反，那是因为他太热爱生活，太认真生活的缘故。只是由于他比常人远为优越的智慧，那挚爱和认真的表达也就不同凡响了。

　　不久前，汪曾祺老访正定，对大山的情操风采极是赏识，送了大山一联：“神似东方朔，家傍西柏坡。”大山连忙摇手：不敢，不敢！前辈对晚辈只合讲勉励的话如“夹紧尾巴做人”之类。

　　汪老仰面大笑，说：

　　“你看你又东方朔了不是！”

　　（陈世旭：作家，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江西省文联主席。上世纪80年代以作品《小镇上的将军》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