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老教授：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

　　北京青年报（以下简称北青报）：知道普什图语的人并不多，您是如何接触到这门语言的？

　　车洪才：1957年，我考上北京外语学院学习英语，大三时，国家有指示，从全国外语类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人学习小语种。考虑到小语种叫法有歧义，那时叫非通用语。可以去的国家有十几个，我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阿富汗的喀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普什图语。

　　当时，面对组织分配，没有挑选可言，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我们受到那一代的教育，具有那一代人的典型特点。

　　北青报：您是如何接下词典编纂任务的？

　　车洪才：1975年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制定了辞书出版计划。计划中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承办。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借调到北京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任务交给电台，电台交给我们组，几经变化，任务又交给了我。

　　1978年，我带着编写词典的任务从国际台回到外语系，借调来一位改了行的毕业生作我的助手，以商务印书馆提供的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簒。

　　北青报：词典编纂的工作后来怎么停止了？为什么又再度编纂？

　　车洪才：当时大家都不考虑这个任务了。宋强民后来移民去了美国。我整年编写词典长期没有为系里做工作，1982年外语系要增开国际新闻专业，抽调我外出进行生源调查，论证开办国际新闻专业的可行性。后来，又去了外交部，忙于其他事，词典就被搁置了。我与宋强民后来见了一面，我们俩都没有提这件事。

　　虽然忙，但我心里也在想，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直到2000年这个任务慢慢恢复。我被返聘回学院教普什图语。当时没有教材，我们边教书，边编写教材，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来技术慢慢成熟，电脑也有了普什图语的软件。

　　北青报：这期间，您委屈吗？

　　车洪才：我没有委屈，但经历过伤心的事。卡片曾经被毁坏过一批，我把卡片从办公室带回家，我女儿上大学，回来看到卡片，帮着我收拾。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卡片就那么放着，看一眼心里都难受。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

　　北青报：这36年，你都在做什么事？

　　车洪才：2000年，我返聘回校教普什图语，和张敏一边教书，一边编写教材，前前后后有四本。2008年至今，除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中间又与别的出版社合作，编纂了三本普什图语字典，其中还有一本军事用语词典。这些词典都是根据《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母本进行参考。那么多年都干什么了，这些词典就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