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中国士大夫文化中高雅旷逸的象征，在王先生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王先生收藏有从唐代至清代不同风格的几张古琴。对于古琴的精神内涵，他更有深刻的理解。

　　他对古琴的认知和喜爱可以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是对古琴作为古代乐器和古代艺术品的认知；第二是对深奥的古琴文化的认知；第三是对古琴演奏的认知。在此三方面，王先生都做出了贡献。以第三个方面来说，王先生虽并不怎么弹琴，但他做出了一个重要成就，即与管平湖一起对嵇康的《广陵散》古谱进行了考证整理。《广陵散》构制恢宏，是古琴曲中名传乐史的作品。王先生是在被打成右派的最困难的时期，在古代音乐研究所将此曲的承传关系考证出来的。

　　不必说很多冠冕堂皇的话，我想举小例来说说王先生与古琴的轶事。

　　“文革”动乱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百废待兴，在中国大陆学弹古琴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多少人对古琴感兴趣，可以说是荒漠一片。但就在那时，王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古琴名师汪孟舒先生和管平湖先生的真传弟子，从各个方面对濒危的古琴文化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研究并参与制作了古琴专用的琴桌，并接待海外来访的琴家。每逢这种活动，王先生都兴奋异常，让我帮着一起在家中准备饮食和接待来客。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妇曾颇下心思研究制作保护古琴的琴囊，使之具备护琴功能，从艺术上能与琴体和谐，当时考虑过各种织料，包括采用缂丝以及不同工艺制作，甚至为此还曾询问过中国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另外他们还研究过制作丝弦。

　　再后来，古琴文化在中国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两位老人对此寄予了厚望。他们对一些初制作古琴的斫琴人给予支持和鼓励，向他们传授关于古琴的知识和制作方法，还曾参加过为不同琴家特制古琴的评比展示活动。

　　但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经济上变好了，玩儿古琴的人也多起来。按说，这本应是件好事，可也不知怎么的，古琴活动变“味儿”了，慢慢地出现了两个不好的趋势，一是把古琴当作附庸风雅的道具，用它来撑门面和拔高自身形象；二是一些人利用古琴牟利，本来最不商业化的古琴，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有一次，王先生热情地参加了一个古琴评选活动。他为选出的十张古琴一一题写了琴名，并由一位篆刻家镌刻在琴上。未承想这十张琴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明码标价，借着有王先生题字题款的噱头给卖了。主办方事先并没有告诉王先生，事后也没再理会。直到一两年后，王先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着实为此烦闷了一阵子。他告诉我，这些琴的制作并不都是很好，他只是为了鼓励制琴人，才为其构想了琴名，并认真题写。这件事之后，我发现，这种商业化现象愈加严重，令人伤心不悦。

　　弹琴的形式，王先生一直认为古琴文化高深邃雅。古琴的音量非常小，不同于其他适合为满场听众演奏的乐器，它更适宜在文人之间表达思想，交流心灵，多是三两知己，在安静的文会雅集中弹奏，这在许多传世的古代绘画中都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