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记者：您执导这部反映邓小平的电视剧，是什么样的契机，是否因为你们是四川老乡，您对邓小平有更深一层的感情？

　　吴子牛：制片人跟我说有部戏想找我，当天晚上就把剧本送到我手上了，我一看是《邓小平》！我用了三天时间看，看完以后，当时那个心情，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这是从1976年10月6日那一天写到1984年10月1日，足足八年的时间，这八年，我觉得是我的青春时代，我全程经历的，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段，于是，我毫无顾虑的接下了。

　　记者：您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为恢复高考，您得以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感受，但这毕竟是一部国家领袖的传记片，要谨慎，要理性，要从宏观视角把握，这两种作用叠加在一起，会不会让您压力特别大呢？

　　吴子牛：这部戏对我来说，是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是历史剧。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是紧密相连的。在那之前，中国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在一片悲哀痛苦之中，国家像巨大的航船，迷失了方向，在寻找出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亲身经历过，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粉碎“四人帮”前夜的一种心理写照。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压抑、非常悲痛的中国。所以，电视剧一开始，我设计的是一幅狂风暴雨的画面，仿佛国家在流泪，但中国人民是不相信眼泪的，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转折，于是，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讲到我，我全程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是黑五类子弟，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拍到邓小平否定血统论，恢复高考时，我是很细致的，因为太有感触了。十年大学不招生，取消高考，非常可怕。当我知道要恢复高等院校招生的时候，世界在我心目中都是彩色的，能靠个人努力奋斗争取命运改变的时刻终于到了。憋了十多年，戏里表现很多人收到通知书的狂喜，我自己当时是一个猛子扎进江里的。戏里，有叔叔和侄子同一班，丈夫和妻子有孩子了，还同时就读，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可谓是千古奇谈，但这就是当时的现实。这段生活我很熟悉，只要认认真真还原出来，是很真实的，所以没有太大压力。

　　记者：和平年代的电视剧戏剧冲突比较弱，不像拍毛泽东、朱德这样战争年代的领袖，这是否曾经是您担心的问题？尤其拍到后面，领导人每天的政治活动，多是见面、开会，画面会不会很单调？

　　吴子牛：不会，因为历史事件太多了。中国在这八年中，所有重大的社会变革，全部都在，一个不能漏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解决，中国没法前进，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走出去访日、访美，中英谈判香港问题，建立经济特区。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勇于担当，敢于决定的勇气，真的是让人敬佩。所以说，这部戏从头到尾的冲突都非常激烈，改革道路举步维艰，充满阻力，矛盾重重，邓小平不是一言九鼎，每一步都是冲破阻力实现的。这些东西对人的冲击力非常强，我们这部戏没有任何宣传，第二集收视率就达到2.88%，这就是现实主义题材，中国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的意愿在这部戏里戏外你都能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脚步，中国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在这部剧里都有很丰满的形象，怎么会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