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说

　　冯骥才

　　他跟我说活得过十月

　　冯骥才今年9月7日去俄罗斯，临走前放心不下住在协和医院的张贤亮，“我先问他，贤亮你怎么样？你见好吗？贤亮说，我不见坏。我当时心里咯噔一声，觉得不好了，不见坏，那就是没见好。”

　　冯骥才昨天下午刚刚回国，晚上就听到了张贤亮去世的消息，不相信是真的，各方求证后，十分难过，“朋友的感情来讲，我失去了他，比文坛失去了他更难受。”而张贤亮生前的最后一条微博，头三个字就是冯骥才：“冯骥才先生在《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的文章中诠释了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这与‘老银川一条街’的创作宗旨几乎不谋而合。”

　　“他跟我保证说自己活得过十月份，不过他是个特别好强的人，就算不好也不会说。”一年前，张贤亮查出了肺癌，当时已经是晚期，情况很不乐观。最初得知消息的李小林（巴金之女）告诉了冯骥才，“我当时就掉眼泪了，然后我慢慢静下来，觉得我首先得安慰他，就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反过来还安慰我。”

　　冯骥才回忆起给张贤亮打电话时的情景，感觉声音很虚弱。“我听着声音很小，气喘吁吁的，费劲，就觉得不好，因为贤亮平时说话底气十足，嗓音洪亮，还带着浓浓的鼻音。”

　　冯骥才还是不放心，在去俄罗斯前补发了一条短信给张贤亮，大意是，你相信你生命里有一种生气，肯定可以挺过这一关，你先不要回宁夏，就住在协和，你有什么事情就要叫我。“我还跟韩美林约定好了，他的美术馆将来建好了，我们要一块儿去找贤亮去。”

　　冯骥才和张贤亮是36年的好友，“贤亮是个特别好的人，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比我大6岁，如果说10年一代的话，他比我早一代，和王蒙、从维熙是一代人，他在这一代作家里是最年轻的一个。”冯骥才和张贤亮从1983年起一同开始担任政协委员，整整二十年一起。“在我们朋友的心里都是很重要的人，他很讲义气，很直爽，大家都跟他非常好。”

　　冯骥才眼中，张贤亮个人遭受的磨难太深切，他们一起经过了伤痕文学时期“他是个充满了文学勇气的作家，这也是这一代作家最大的特点，贤亮非常有才气。”对于张贤亮的“生意”，冯骥才告诉记者，“他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个很有开拓力的人，生活很有激情。他搞的那个西部影视城我也去看过，他真是做得生龙活虎。”

　　从维熙

　　现在我理解他了

　　前几天，从维熙在翻旧照片的时候意外找到了二十多年前，张贤亮外出访问，途经夏威夷时给他写的信。“昨晚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挺难过，晚上很早睡了，但是也没有睡好。”从维熙告诉晚报记者，作为同一代作家，张贤亮、邓友梅、王蒙等人的命运起伏惊人地相似，“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十分近似，但他面对的更加严酷。”

　　“他自己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大墙文学之父’，那我就是‘大墙文学之叔’啊。”从维熙回忆，自己和张贤亮的早年交往比较多，八十年代一起在北戴河写作，那时的北戴河还不对外开放。但张贤亮晚年从商之后，远离了文学圈，和许多早年好友联系渐少。“后来他搞了一个影视城，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对这个做法不太理解。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谈文人与商人的结合。可能这篇东西他看到了，也跟我疏远了。”“现在回忆起来，我可以理解他了，他这么做有他个人的因素，他出生在一个从商的资本家家庭，这样的人的细胞基因里很聪明，有从商的本领，胆子很大，也很勇敢。”

　　从维熙眼中“大胆”的张贤亮在创作上也是这样，“他给中国文学里的性打开一道闸门，他为此可动了脑筋了。”从维熙还提到，张贤亮在获得商业的成功之后，文学作品就少了，“这是必然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尽管如此，面对老友离去，从维熙深感伤怀，“让我很心痛”。

　　梁晓声

　　最后一次见面我俩还在辩论

　　“他今年来北京看病，给张抗抗打电话，张抗抗问他想见谁，他说想见晓声。”梁晓声说自己和张贤亮生病之后在京的几次见面都是在极有限的朋友圈里，“也就三个人”。梁晓声告诉晚报记者，“我们碰到一起的时候还会辩论，我俩对于中国时事的某些看法分歧很大，但这种矛盾一点儿也不影响我对他的基本看法，他的心性里还有大儿童的那一面，只不过他的性格表现得稍微高调一些。”

　　梁晓声回忆，俩人见面就相互调侃，“他总是调侃我：‘我在作家里是第一个开上宝马车的’。我也反过来调侃他：‘连你都变成这样了，我们不革命行吗？’他希望引导我能够理性、全面地看待经济发展，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跟他辩论呢。”

　　“他发病发得很突然，前年的十月我遇到他，他悄悄跟我讲了他的病情，我当时完全不相信，我觉得他在开玩笑，或是小题大做。”梁晓声回忆，“一般人肺部出现化点了，就以为是一般的肺病，我还嘲笑他来着。但当时他说得特别认真，来北京看病是在鼓楼那边的一个中医院，我和（张）抗抗去看他。当时中医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他这么快走了我也很惊讶，我们当时都是比较乐观的。”本报记者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