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冠从艺 耄耋不辍

　　记者：年轻的时候，您是怎么进入中央戏曲学院的呢？

　　游本昌：我小的时候，就对电影啊，京剧啊，评弹啊很感兴趣。我的父亲也是个戏剧迷，酷爱京剧和评弹，我随他看了很多戏，也对戏剧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包括那个时候听的苏州评弹艺人沈笑梅说的《济公传》。沈笑梅被称为“江南活济公”，当时我都听入了迷，几乎每天放学以后都会去听。后来我演济公的时候，脑子里就经常有他当时的神态，演出来的效果就有他的影子在里面。

　　中学的时候我上了一所教会学校，那个时候学校里有戏剧小组，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登台演出的。后来我转了一所学校，正逢上海解放，我们当时就演出了陈白尘的《升官图》。后来又演了《胜利之歌》，拿了当时南京市暑期戏剧比赛的一等奖，毕业后就进了南京市文工团，后来这个文工团并入中央戏曲学院华东分院。

　　说起来，我这一生都要感谢我当年在中央戏曲学院学习表演的那4年，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4年。就是在那时候我学到了“三位一体”这个对演员至关重要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观的精要，所以我常说，我是一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的演员。毕业后的经历对我也很重要。我1956年毕业，分配到中央戏剧学院附属中央实验话剧院。我们的老院长欧阳予倩，和李叔同一样，也是话剧创始人之一。我们的总导演孙维世是第一位留学苏联的导演，也是中国话剧的三大导演之一。哪三位呢？焦菊隐、孙维世、王佐林，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批非常好的前辈。

　　记者：所以在演《济公》之前，您有一段很长的话剧演员生涯？

　　游本昌：对，那段时间我演了好多小角色，唯一一次演主角是在话剧《一仆二主》里演仆人，拿了文化部的表演一等奖。包括后来，我演《济公》以后也没有停掉过演话剧，后来，我自己还演了一出独幕话剧《伟人的演说》，演列宁，在当时也可以说是我的一次独创。当时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演了一次。在天津也演出过，天津的观众非常热情，演完了底下观众鼓掌不让下台，后面有位著名歌唱家等着呢，就卡在那里，我就即兴给他报了个幕，他才上场。天津的观众真的是非常热情呀（大笑）！

　　记者：终于，到1985年，您拍了《济公》，包括后来不仅是演，自己也开始做导演？

　　游本昌：当时导演并不认为我能演济公，包括你看我平时说话这个样子，也不像是个喜剧角色。但是我是演员嘛，在导演面前一走，一笑，导演就乐了，说我能演。但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一个喜剧演员，我认为我是一个性格演员。

　　演了济公这个角色，对我的人生也好，对我的演员身份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改变和影响。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他给我的一个启示是：艺术应该是导人向善的。所以后来，我演了最初那个版本的《济公》以后，又演了三个版本。包括成立这个公司，也是专门为了拍《济公游记》，并没有想着通过这个去为自己谋利益，而是把它当作艺术追求。当然呢，这并不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我们等于是亏着本在做这件事情。包括后来拍《了凡》，也都是为了弘扬这些了不起的人物的公心和善心。

　　但是在现在，做这样的事情确实很艰难。所以有时候伤心处就在这儿，后来我们拍了两部济公的电影，90分钟一部，到最后上映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六次审查。电影局，初审、二审、三审；电影频道，初审、二审、三审。结果批下来的钱是拍这个戏的一半，你说还能干不能干（笑问）？

　　做人要定心 从心所欲

　　记者：您和好几代演员都有过合作。在您看来，现在的演员和您那个时候有哪些区别？

　　游本昌：区别吗，大概就是“专业”二字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演员，在专业上都是花了很大的心思，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大家都有很强的钻研精神，也很重视创新，因为只有不断创新，你的表演才能有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在里面。同时还要忠于自己的专业，我们很多老艺术家，当年都遭遇过坎坷，有过很多对个人来说很痛苦的经历，可是好也罢，坏也罢，他们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专业，演员这个专业。

　　这和我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也有关。我们的老院长欧阳予倩，曾经在实验话剧院一次一次地讲，要求演员做到“常演常新”。我自己演的戏多了，对这四个字的体会也越来越深。演员应该在每次演出中都有新的创造，不断更新自己，而不是凭着已有的经验把演出给对付过去。

　　那么现在的演员呢，比起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包括他做演员的目的啊，演出时候的心态啊，可能和我们那时是有些不一样的。当然，这也不是演员个人的问题，你要看到整个大环境，包括教这些演员的人，包括整个社会环境，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认为演员还是要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有艺术上的追求。其实演戏也好，生活也好，我觉得做事情要有一个原则，做人要修好自己的心性，让周围的事物跟着你的心去转，而不是你自己去耗费心神，跟着这个世界去转，要定心。

　　记者：平时不演出的时候，您一般都会做些什么？

　　游本昌：我有一些爱好，但都不算是业余爱好，这些爱好和我的表演事业都是有关系的。像我前面说过我小时候爱看戏，看演出，我在自己表演的时候就能够用上。后来呢，包括古典音乐、歌剧还有一些更现代的演出，我都会去看。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些都是能够丰富你表演内涵的东西。包括我有一套自己的健身方法，这个央视也播过，是一套养生操。因为形体也是作为演员要一直锻炼的。

　　当然，要说演戏以外的活动的话，这几年也有一些，2011年我参与了旅游卫视的一个节目《济公游十方》，是在济公的故里——天台山。几年前有一个关于济公的研讨会，那次我做了十几分钟的发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总结出了“济公”就是“济世为公”。更早的时候，我也拍过哑剧小品，就是那个《游先生哑然一笑》。现在我每个月都会去一所学校，指导孩子们演儿童剧，孩子们非常聪明，排演的剧拿了三次区级的一等奖，跟他们相处是非常开心的呀（笑）。

　　记者：按说到了您这个岁数，很多人都会提到“养老”这个词，您怎么看？

　　游本昌：很多人是跟我说过，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不养老？我是可以养老的，但养老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养老一定是要有事情做。当然，是要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比如像我这样的岁数，就不会去追求做一些很有难度的动作，或是其他什么难度大的事。孔子不是说过：“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想我做到从心所欲，就差不多了。

　　游本昌谈弘一大师 他的人生道路是觉悟之路

　　李叔同是我们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1985年我在杭州虎跑寺拍《济公》，那个地方有一个弘一大师纪念堂，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我才知道弘一大师是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的家。我1985年在那儿拍《济公》。济公住在那儿，有济公塔院，题字的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弘一大师也有座舍利塔在那儿。所以相隔六百多年，两个了不起的出家人都和虎跑寺有关系。

　　我1985年演了济公，2010年演了弘一大师。《济公》在虎跑寺开拍，《弘一大师——最后之胜利》在虎跑寺试演，就在大雄宝殿。这是我的荣幸。

　　原本我对弘一大师只是崇拜，我并没有敢说要演弘一大师，不敢有这个想法，毕竟我是个喜剧演得多的演员嘛。但是后来，2009年，我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有一个发言，浙江一位剧作家看到我的发言，他说我能演弘一大师。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兴奋，因为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喜剧演员。俄罗斯有一个喜剧演员，最著名了，伊林斯基，以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闻名，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有地位。他也是演了一辈子喜剧，但到了80岁之后，演《托尔斯泰之死》，是个正剧，他得了列宁文艺奖金。既然有这样一个例子，那我也想尝试一下。

　　在准备过程中，我看了弘一大师的大传，深受感动，他的人生道路是走向觉悟之路。一般人可能认为他是一个翩翩公子，风花雪月，最后遁入空门，实则不然。曾经有很多戏重点都放在他的前半生，因为有戏剧性。我看了他的大传以后，觉得不行，不能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剧的重点就是要演他人生最后的时光，最后的5年，恰恰他的成就是在这个阶段。弘一大师的为人，他的追求，他的人生道路，让我们很震撼。我的女儿作为编剧也是深受感动，我们全家立志做这个剧。

　　实际上，我们这个剧表现了他人生“三层楼”的境界，就是丰子恺所说的，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再到灵魂生活。也是他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革新的一个过程。

　　现在这个剧已经做到了第14年，我们还想再巡演一下，所有弘一大师到过的地方，我们都想去演一演。首先就是他的出生地——天津，然后包括南京、上海、温州，一直演到福建，他圆寂的福建泉州。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宣传李叔同的为人、思想、文化，尤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