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挑山工》里的见闻，多来自1976年第二次登泰山，“《挑山工》中那个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就是这次在山里遇到的”

　　冯骥才先生写进散文《挑山工》里的见闻，多来自1976年第二次登泰山。那一年他在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书，有一次他和另一位老师决定带学生去山东上写生课。那位老师先带学生去菏泽上写生花卉课，冯先生则独自到泰山采景，等候学生来上写生山水课。那时山上没有电话，他与菏泽方面的师生联系只能依靠信件。信写好，托付给挑山工带下去，扔进泰安的邮筒，那边来信，再由挑山工带上来。由此，他便与挑山工有了进一步接触。

　　“这些汉子虽然大多沉默寡言，却如这大山一样纯朴、真实、踏实和可信。在他们几乎永远重复着的吃力动作中，我读出一种持久、坚韧与非凡的意志。后来我写散文《挑山工》中那个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就是这次在山里遇到的。比起别的挑山工，他好像稍稍活泼一些，与我有一些无言的交流，也给我一种唯有挑山工才能给予的启示。”冯先生说。

　　那次在泰山，冯先生还遇到了一个女挑山工。他们在泰山中天门相遇，冯先生的背包里塞进了他捡到的好多泰山石。女挑山工便问他要不要挑，冯骥才说你挑不动，女挑山工笑了笑便把背包行囊挑起来。“到了火车站，她把我的东西撂在地上，用毛巾擦汗，她只要我4角钱，我说包里有石头太重了要给她5角，她笑着说知道是石头。”

　　多年后，冯先生在《挑山工》中这样写道：你来游山，一路上观赏着山道两旁的奇峰异石，巉岩绝壁，心情喜悦，步子兴冲冲。可是当你走过这些肩挑重物的挑山工的身旁时，你会禁不住用一种同情的目光，注视他们一眼。你会因为自己无负载而倍觉轻松，反过来，又为他们感到吃力和劳苦，心中生出一种负疚似的情感……

　　2013年，冯先生寻访“最后一代挑山工”，“我心中有一种忧虑和苍凉感，这正是这些年来那种抢救中华文化常有的情感，竟然已经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写完《挑山工》后，冯骥才又去过两次泰山。一次是1989年陪母亲前去，那次登山他发现，他写的《挑山工》产生了效应。在上山的路上，他多次见到一些小学生与挑山工合影，孩子们看挑山工的眼神不是好奇，而是敬佩。另一次是1996年，泰安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那之后，冯先生便开始投入到城市历史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中，经年累月各地奔忙，无暇再去登泰山，但挑山工的影子并没有在他心中淡漠。“有一次听到一个说法，说现在是最后一代挑山工了，怎么会是‘最后一代’？时代变化得太剧烈了，连挑山工都‘濒危’了。我想，我该抓紧时间专门去泰山访一访挑山工了。”

　　2013年11月，冯先生第5次登上泰山，这一次他为的是寻访“最后一代挑山工”。沿途的景色依然如故，但他更留意的是挑山工的状况，“这一次上山，竟然没看见一位挑山工，不知道是他们晌后收工了，还是真的已然日渐稀少。我心中有一种忧虑和苍凉感，这正是这些年来那种抢救中华文化常有的情感，竟然已经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那一次，他与老挑山工和中年挑山工座谈聊天，并为他们做了口述史。他还到挑山工的驻地，了解了当今挑山工的一些生活状况。冯先生说，做口述的目的，是因为历史上关于泰山挑山工没有专文记载，可是挑山工一直是泰山特有的一种人，也是一种生活和人文，“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历史应当厘清，现实应当面对。”

　　冯先生探访了位于泰山中天门一带的挑山工居住的简易工棚，挑山工的真实生活令他感到震惊，“那间挑山工吃饭的小屋惨不忍睹，用一些石头砖块和木板架起来的条凳和小桌，堆满吃喝用的饭盆、水瓶，四周是垃圾一般的木箱、草筐、纸箱和杂物。一些装在各种袋子里的煎饼、馒头、菜，杂乱不堪地挂在低矮的房梁上，可能是为了防止鼠类偷吃。这便是挑山工干完活儿回来喘息一下、填饱肚子的地方。”冯先生说他看到这个场景心里特别不落忍，“觉得我们城里生活那么好，自己所敬佩的挑山工的生活竟是这样，心里难过。”他嘱咐挑山工队伍的队长至少可以先实际改善一下他们吃饭、休息的条件，“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泰山有这样美好的人文，挑山工是有功的。我们要爱惜他们，不能对不起他们，更何况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挑山工，不能叫他们最后被穷困逼出历史舞台。”（记者 苏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