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旧闻》是先生几十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按照时代顺序编排，以专题为单元，比较集中地介绍了大量中国古代、近代的历史文化知识，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的出处和线索。书中征引资料丰富，涉及方面广泛。对所引述的资料，分析研究，仔细评论。所加评论条理清晰，简明精当，对于文史爱好者和研究人员来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国史旧闻》从1938年开始著述，凡七易其稿，以16开白纸装订，毛笔竖行楷书，分装几十分册，约200万字，颇受当时三联书店领导的重视，专门派陈原先生亲自到西安与作者谈判并签订了出版协议。

　　《国史旧闻》第一分册正式出版后，因出版社出版分工的变化，改由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第二册出版，1980年第三册出版。前三册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我到高校教书后，虽从图书馆借阅过，自己却一直难以买到。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第四册时，曾将1-4册全部印出过，第二次2014年才再有加印。直到2015年4月7日，我才通过北京的学生冯敏，专门到中华书局买到了多年寻找的《国史旧闻》1-4册，实现了几十年的愿望。

　　除了《国史旧闻》（1-4册）和出版的20多本著作以外，先生从青年时代起，还在《东方杂志》《金陵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历史研究》《文史哲》《人文杂志》等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又应邀在报刊上写了许多普及文史知识的文章。

　　诗人毛锜当年任陕西日报记者，曾多次向先生求教和约稿，先生几次与我谈及此事，并鼓励我为陕报写稿（但我一直未能实现）。记得该报的专栏《陕西话旧录》，就刊发过先生写的《人面桃花》《张献忠》《烘云托月》等文章。先生逝世后，毛锜发表了《忆两教授》一文，热情赞扬先生和另一位老师傅庚生的学问道德和高风亮节。

　　先生热爱学生，对学生的成长一直热情关怀和支持。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活简朴。常鼓励我们，“人不可以骄傲自大，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鼓励大家树立雄心壮志，抓紧时间，读书学习。

　　课间休息时，先生总是不顾劳累，忙着和学生交流，解答问题。我和班学习委员李俊良及孙爱民等人，课余饭后曾多次到其家中请教探访，先生和师母严亚梅总是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使我们在专业学习和待人处事方面受益匪浅。

　　1957年夏，为了实现我班去南京实习的愿望，先生亲自出面去和主持工作的刘端棻校长申请，得到批准后，又亲自带我们去南京。系上派我和吉鸿斌负责照料他的安全，外出活动时，我们经常在先生左右。

　　这次实习，我们先后参观了南京博物院、太平天国纪念馆、鸡鸣寺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玄武湖、燕子矶等。先生和同学们一同步行，或是挤公共汽车，同甘共苦。

　　这次经历使我们这些大部分来自北方农村的学生大开眼界，增加了专业知识，提高了认识水平，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家也对年事已高、不辞辛苦、促成这次远行并亲身带队实习的陈老师，更加热爱和尊敬。

　　在来西大任教后，由于先生在教学科研中的成绩显著，得到了师生的敬重，也受到了学校的礼遇。1956年西大评职称时，全校评出了一级教授两名，一个是教务长岳劼恒，一个是地质学家张伯声；评出二级教授两名，即陈登原先生和刘亦珩先生。

　　先生先后加入九三学社、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有时兼作学校委派的任务，尽职尽责，努力完成。

　　1958年春，在刚刚经历了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以后，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又开展了所谓的“红专讨论”，许多认真钻研业务或重视专业知识学习的同志，被诬指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先生专心致志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却被指控为“只专不红”，在系上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我也被指控为“只专不红”的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咸阳的一所中学。工作以后，我仍然与先生通讯问候。1958年冬，先生的《国史旧闻》第一册正式出版后，立即给我寄来了样书，扉页上有其毛笔题词：“思恩贤弟插架”和签名。我一直把此书作为珍贵的纪念。可惜，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中的暴徒所烧毁，实在令人惋惜。

　　参加工作以后，回到西安时，我曾多次去家中看望，先生和师母把我当亲人看待，分别时，他们总要送到楼门以外，深情地叮咛我有空再来。

　　1964年以后，我因与友人写“人民来信”而受到诬陷。“文革”中，我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1975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后，当我再打听先生消息时，却得到他在“文革”中遭受种种迫害而重病逝世的噩耗。

　　没能再见先生一面，竟成我终生遗憾，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痛。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调回西安，在高校从事历史教学工作。此前的20年青春时光，在极左路线的折腾下白白耗掉，现在面对新的形势，一切得重新学起。

　　我又想起了先师陈登原，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成果累累，功垂史册，人所共见。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我能乐于教书事业、全力挽救年华，多干实事的思想和因此而付出的努力，都是深受陈登原先生教育和影响的结果。

　　几十年来，我在教学和科研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正是在先生崇高精神的感召下实现的。所以，我一直通过讲课、报告、座谈等机会，向听众介绍他的事迹和治学精神。

　　退休多年，每当回忆往事，当年与先生相处的情景，又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1999年，拙作《中国近代人物史事论集》出版时，在书的后记中，我专门记述了先生对自己的教导和帮助，向先生的在天之灵致以深切的悼念。

　　随着时光流逝，2015年又逢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此前获知，2012年母校西北大学纪念校庆110周年时，《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大历史学院联合主办“西北大学纪念陈登原、陈直先生学术座谈会，”，陈宜张应邀专程从上海来参会。

　　会上，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方光华介绍了陈登原、陈直教授的学术经历与史学成就，缅怀两先生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对西大历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的重要贡献。

　　值得欣喜的是，据陈宜张告知，先生原籍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订的《陈登原先生全集》，将于年内正式出版。闻此消息，我高兴万分。特写下以上的回忆，以寄托自己对先生永志难忘的怀念。我相信，先生一生为教育事业作出的光辉业绩和高贵品德，必将激励和感召后人，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授 张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