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北京时间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

　　“确实没什么好讲的”

　　从5日晚间获奖消息传来，屠呦呦家中的电话就响个不停，祝贺的、采访的，她的老伴儿李廷钊一边帮着招呼记者落座，一边忙不迭地接着持续响起的电话。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句地向记者念出来。她的声音清脆，口音夹带着浓浓的宁波味道。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与前晚记者在电话中沟通的情况一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自身试毒坏了肝脏”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实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第191次实验成功”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今天，荣誉终于来了。尽管屠呦呦用了大半生时间研究青蒿素，她却依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他人眼中的屠呦呦

　　丈夫·李廷钊

　　“为了工作把女儿寄住，女儿不愿叫爸妈”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学生·卜鹏滨

　　“她退休后常来实验室，愿与年轻人交流”

　　2002年，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化学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据他回忆，那时候，尽管屠老师已经退休，身体也不太好，但在实验室经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

　　“屠老师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小卜，科研的事业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