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宏贤 摄

　　近日，“小说内外：毕飞宇作品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广东省作协主席蒋述卓、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作家毕飞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等人出席了研讨会。

　　李洱：他既感性又知性

　　研讨会上，李洱提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前不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上谈到了三位中国作家：老舍、莫言、毕飞宇。“这说明他确实越来越引起世界顶级作家的关注。”

　　李洱认为，首先需要将毕飞宇的小说放置于1990年代直到今天的文学背景下理解。“任何写作都意味着观念和事实的结合，而1990年代以降，观念与事实经常在变化，经验也在变化，写作让这种结合变得非常有机。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经过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直到全球化，我们的经验变得空前复杂，而毕飞宇的写作非常有力、准确地应对了这个世界。它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文学，反映了波澜壮阔的生活。”

　　李敬泽：找到自己的腔调

　　李敬泽借用了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这个概念来阐述毕飞宇小说的特质。在他看来，如果将外国经典小说的内容改换人物、地点放置于中国，故事往往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具备外部条件，故事也就无从产生。“所以说，别说每个作家都是为人类写作，老实一点说，中国作家还是面对中国的‘人的条件’来写作。而巨大的难度在于，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缺乏外在的‘人的条件’，讲一个故事或很多故事是有难度的。而毕飞宇的小说，能够突出体现中国小说面临的真正的难度，这是有意思的。今天我们有时代之大变，周围有无数的奇闻异事，但是我们很难讲出人的故事。”

　　李敬泽说，他曾经担心毕飞宇的语言太好而遮蔽了他作品中比如人物、故事等环节，“他语言的辨识度之高，在当代作家中是比较少见的。”但现在李敬泽有了相反的想法，“也许，语言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他说，这个时代的小说写作，有明确辨识度的腔调，也许本身就是小说的基本构成因素，有强大的表意性，有自身的质感，这样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戏剧性、角色、小说的世界等。“面对这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我们在空无依傍的时候，也许首先要找到自己的腔调。”

　　“某种程度上说，1980年代以来一些最成功的作家，包括莫言，也有明确的腔调，而且他把这个腔调赋予了世界。”李敬泽认为，在毕飞宇的所有小说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人物的声音，也有被精心刻画的、那个叫“毕飞宇”的声音。对这个声音的研究，也许能够影响我们对当下或今后中国小说的思考。到底小说应该怎么写，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小说是通过什么来产生和发挥它力量的。

　　毕飞宇：像乞丐来到世上

　　在研讨会的尾声，毕飞宇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人生中最早对他产生影响的角色，是一名乞丐。

　　毕飞宇出生在1960年代的乡镇，每天都有乞丐来村里要饭，那时的欢乐就是尾随乞丐走一段。乞丐们穿得很破，拿着篮子，一家家要，小孩子跟着他觉得非常快乐。

　　“我至今对其中一个乞丐印象特别深。他每次到我家门口，母亲都会给他一口饭。他也穿得很破，但和其他人的破不一样，没有零碎挂在身上，是缝起来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缝起来，我母亲很喜欢他。大部分乞丐要了饭之后，会赶紧把这几口吃完，然后去下一家继续讨，吃的时候也很狼狈。但这个乞丐不这样，每次要了东西之后，都去到树的旁边，坐下，和居家过日子一样，非常体面地把饭吃完。”

　　毕飞宇说，听着大家的发言，他一直在想这个乞丐。“对我来说，也许我也是一个乞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写作还是做其他事情，最重要的是，不管衣服多么破，要缝好；不管有多饿，要保持好的吃相。对碗里那点米要有尊重，把它吃好。”（记者 何晶 实习生 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