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

　　不久前，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与中国著名作家余华，在北京师范大学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两位作家从一个与现场观众都有关联的“中间人”——“读者”这个身份切入，讲述了各自的写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写作的意义所在。本文为现场实录精编。

　　作家的第一个读者是自己

　　主持人：听说勒·克莱齐奥先生7岁时就开始写小说，一个7岁孩子的写作能有读者吗？

　　勒·克莱齐奥：起初我的写作是不得不写。因为我生于战争年代，书籍、报刊十分匮乏，所以只能自己写给自己看。

　　关于写作，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就是那首先是跟自己对话。写作本身就是作者和自己的一种对话，它可以让自己的想法有所表达。童年时期，我的写作受到妈妈的鼓励和支持，她用针线帮我把稿子做成书。渐渐地，我写给兄弟姐妹看，写给同学们看，大家很欢迎，我自己也很受鼓舞，越写越多，读者也更多了。

　　再后来，因为不满足于写小说，我开始写诗。为了进一步扩大读者范围，我就用英文写小说，投递到英国一家出版机构，却没有回复。于是，我转变方向用法文写小说，终于得到巴黎一家出版社的肯定。

　　余华：23岁那年，我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当时杂志刊物比较火。勒·克莱齐奥先生7岁就写小说，而我到中学也还没写出自己的小说。我是“文革”第一年上的小学，“文革”最后一年中学毕业，写作文常常就是参考甚至抄袭《人民日报》。但是，那时我就在构思小说。“文革”时大量文学作品被销毁，只有少量的书在学生中流传，而且都是些残缺的书，没有作者，没有书名，或者没有开头结尾。没有开头可以忍受，没有结尾实在很难受，所以我只好自己编结尾。

　　改革开放以后，文学作品、文学杂志大量涌现，很多人阅读报纸杂志。我当时给杂志投稿，首先要研究这本杂志作品的风格，还得研究为什么会被退稿。好在那时给杂志投稿不要邮票，被一个杂志退稿了，我就换家杂志再投稿。因此，一件作品寄给过很多杂志，可以说我的稿子去过的地方比我去过的地方都多。

　　后来，人们渐渐认识到要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就开始去书店读书。对一个作家来说，“为读者写作”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是多元化的。但是，每一位作家的第一个读者，就是他自己。我感觉自己写得好不好，其实就是作为读者的身份在发问。作家有双重身份，作为作者要使小说推进，而作为读者则要把握分寸，所以自己这个读者十分重要。

　　作家总是想写自己口袋里所没有的东西

　　勒·克莱齐奥：很多人买了书，就往桌子上一扔，也不去读它，这对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上世纪70年代，我跟一批作家参加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我们不去出版社出书，我们用油印机油印自己的作品，然后放到大街上，不要钱，让人们随便看，希望直接跟读者建立联系。但遗憾的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奏效。

　　我见到余华先生很高兴，因为我读过他的书。他的不少书都是为那些饥饿的人所写的，莫言也同样如此。为饥饿的人写作，这让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有很大一批人在写现实主义的作品。

　　非常遗憾，法国的当代文学有时会偏离这个目标。我说的饥饿，不是因为缺乏土豆带来的，它更是对于文化的一种饥饿。我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时候不能忘记为饥饿的人而写作这一基本目标。

　　余华：勒·克莱齐奥先生提到的饥饿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以及其他的种种。在没有书的年代，书是最好的；而当有了很多书的年代，人反倒变得懒惰了。“文革”时，我很喜欢小仲马的《茶花女》，但读的是节选。我和一个朋友向别人借来这本书，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来阅读，第二天要还，我们俩决定把线拆开，一人读一半。

　　现在，我们已经从没有书的时代变成有很多书的时代，每年发行近30万本书，走进书店不知道选哪本好。我们看到，书店里人们坐在地上或者一个角落里，静心读书。这些读者是最好的读者，我们为他们而写作。我们也为那些和自己的生活不一样的人写作，因为作家总是想写自己口袋里所没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