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右）与吴翔结婚照。1950年摄于长春

吴翔（左）与作者石丽侠合影。

作者樊希安求教公木（右）。一九九〇年摄于长春

　　公木（张松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作者，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他一生创作了近千首诗，出版了近20部诗集，在我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他在学术和教育方面也卓有建树，出版《老子校读》《诗论》等多部论著，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提出的“第三自然界”学说，为新诗开创了更广阔的驰骋空间。几十年来，他为中国文坛和学界培养了难以计数的生力军，鲁迅艺术学院、鞍钢、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东北大学、吉林大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公木先生虽然辞世多年，但他写的歌仍在传唱，他写的诗仍在流传，他的学术思想仍为学界所探讨。公木的夫人吴翔，知道的人并不多，而她对丈夫一生事业的发展助力甚伟，功不可没。

　　1950年2月3日，25岁的吴翔嫁给了40岁的公木，陪伴他度过四十八载人生历程。这对师生恋人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结合有着怎样的时代印记？又有着怎样的偶然和必然？丙申年春节，我们去给师母吴翔拜年之际，听她详细讲述了与公木从恋爱到结婚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家世

　　说起吴翔和公木的婚恋，还得从吴翔的家世说起。吴翔原名王风兰，出生在辽宁省金县大魏家屯。她的爷爷王士福排行老大，在兄弟四人中最为能干，勤劳持家，又头脑灵活，家里建起了四合院，前后左右有20间房，还建有粉坊。

　　王士福在当地颇有人缘，后来还当了屯长。当时，吴翔家在农村算是比较富裕的，雇有4个长工，后来土改时被定为富农。

　　因为家里富裕，王士福就送吴翔的父亲王家丰去读书，念小学，念高中，一直念到旅顺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后来到大连一家报社工作。

　　在报社工作期间，父亲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帮助送过几封信，后因其中一名党员被捕，交待出了他，他也被抓走了。

　　爷爷闻讯后十分着急，卖房卖地赶紧找人搭救，十天后父亲被放了出来，报社不敢再留用，只好远离大连去当时的伪新京（长春）谋差事。

　　因为父亲的日语比较好，就被介绍到警察署修总监处当秘书。修总监被日本人害死后，父亲帮忙张罗后事，并四处凑钱给修的家属，助其养活家小。

　　父亲的为人得到认可，随后被介绍给伪满大臣孙其昌当秘书。孙其昌曾任伪黑龙江省省长，是伪满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父亲跟孙其昌干了几年，从齐齐哈尔到长春，都随从左右。

　　1937年2月，父亲被派往德惠任伪税务局局长，1941年调入伪新京地质局任职，1942年8月被派到通化县当伪县长。一年之后，因为在一次宴会上冲撞日本人，用啤酒瓶砸向“太君”，被控有反日情绪遭免职，平调到伪新京文化部当了科长。

　　长春地下党了解到父亲的情况，在接收长春时秘密给他投信一封。信放在了吴翔家的门缝里，大意是说：你的女儿已参加了革命工作，你的经历我们也清楚，希望你能保管好日伪档案和有关材料，为新社会建设作点贡献。

　　父亲这样做了，后来也因此减轻了一些处罚。但是父亲“伪县长”的身份给吴翔刻上了磨灭不掉的人生印记，“伪县长女儿”的帽子牢牢地戴在她的头上，影响了她的人生。

　　飞翔

　　吴翔9岁时，就离开老家随父亲和他的姨太太生活，辗转齐齐哈尔、吉林、新京、通化等地。18岁那年，生活在大魏家屯的母亲去世，她悲痛万分，处理完后事，又在家中照顾了弟弟一段时间。

　　后来，吴翔被父亲的姨太太叫回长春和其做伴，她在伪满南岭国高毕业后，到一所小学当了代课教员，语文、数学、体育什么都教。

　　不久，日本投降，伪满洲国灭亡。吴翔和许多青年一样，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

　　当时，我党实际已经控制了长春，一些青年人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吴翔的思想开始倾向进步，她看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鲁迅的一些文章和巴金的《家》《春》《秋》，萌发了走出家庭牢笼参加革命的想法。

　　那时，吴翔当教员的大经路国民小学已经停课，家里怕她外出“惹事”，不让她上街，害怕她离家出走，父亲的姨太太更是把她的毕业证锁了起来。

　　父亲的姨太太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念过书，人长得漂亮，自己没有生育，和吴翔相依为命。一天，吴翔看到父亲订的东北日报上刊登长春市青年干校的招生消息，“供给制，毕业后分配工作”，就偷偷地去报了名。

　　报名时，她自作主张把姓名改为吴翔，吴就是“无”，一切从头开始；“翔”就是飞翔的意思。而“吴翔”这个名字也伴随她至今。

　　一天天不亮，吴翔给父亲留下一封信，便偷偷地离家出走了。她把信放在梳妆台上，用木梳压好，假装去早市买菜，出门便要了辆马车，奔向青年干校。她随身只拿了个小包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挟带着一个姑娘的心事——两床被面、两床褥面。

　　吴翔向往参加革命工作，也向往在革命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