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英豪编撰的主要书籍

2005年5月，麦英豪（左）向宿白先生请教南越国宫署遗址最近考古成果。

2005年，麦英豪（中）与夫人黎金（左）参加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

　　《广州汉墓》

　　备受赞誉的《广州汉墓》初稿是在“农讲所”宿舍完成的。这部田野发掘报告由麦英豪和夫人黎金共同执笔。从1961年起，他们白天泡在工地发掘，晚上在家中整理资料，住的是一间约20平方米的小平房。

　　发掘报告的编写以墓葬为单元，涉及文字稿、器物登记卡、线图、照片和拓片等，由于房间的书桌太小不够用，麦英豪和黎金就将稿纸、图纸等资料摊放在床上，未完成的就不收摊，以致于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们只能打地铺过夜。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这对伉俪用一年时间，编写出70万字的《广州汉墓》初稿。

　　《广州汉墓》是广州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专刊，为岭南地区两汉墓葬的断代、分期研究树立了标尺。初稿曾得到夏鼐、苏秉琦、黄展岳等人的指导和帮助。1973年，因“文革”中止编写的初稿又开始重新修改，麦英豪比较了《长沙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两本专刊不同的编写体例，吸纳两者之长，改变原稿的编写体例，采用综合叙述与典型举例相结合的方法，把两汉墓分为五期，每期自成一章，墓型与器型则统一列编。

　　《广州汉墓》通过随葬器物的组合变化进行断代，大致勾勒出广州汉代比较系统的、自成序列的考古学编年，学术贡献巨大，惠及后人。但限于篇幅，资料压缩太狠，麦先生常引以为憾，好在这种缺憾后来得到修正。

　　2016年11月28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同志与世长辞，享年88岁。这位在广州文博系统耕耘了辈子的“老黄牛”曾自题：“六十年田野考古尽心尽力，一甲子三大发现留与后人。”这是对麦英豪先生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诠释。

　　一

　　麦英豪1929年3月出生于广东番禺，广州大学教育系肄业，1952年9月考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田野考古工作。1953年，他参加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为日后的科学发掘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麦英豪与同事一道奔走于广州市郊的基建工地之间，抢救发掘地下文物。这些发掘丰富了广州古代史研究的实物资料，也使广州的考古工作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州与西安、洛阳等地一起成为全国“考古发现的重要据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麦先生不再担任一般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但他仍然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指导广州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如南越国宫署遗址和木构水闸遗址、南汉二陵、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等。

　　麦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使他成为当代广东四大著名考古学家之一，其经历也被收入《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

　　2015年7月下旬，麦先生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必须住院治疗。可是他根本就停不下来，自知是绝症，反倒安慰前来探病的人，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9月底出院之后，麦先生除了每周两个上午到医院打针，其他时间全心投入工作，参加省、市各种专家会议，还往考古工地跑。有时我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与老伴儿黎金相互搀扶走在道上，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也感到很是心疼。

　　有一次，我问时任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怎么不论大小的会议、活动你都让麦老参加？程存洁说，哪里是我们请他，都是他自己要求的，尤其是广州博物馆新馆、南汉二陵博物馆等重大建设项目和广州文博学会的事，他都是主动询问，了解工作进展。

　　就我所知，那段时间，麦先生参加广州市海上丝绸之路价值研究及展示、可移动文物普查、考古遗址保护、古建筑维修等专家论证和咨询会，涉及文博工作的方方面面。2015年编辑出版的《广州传统建筑壁画选录》，从选画、设计到撰文、审校等，他几乎全程参与。

　　麦先生在住院和回家调理期间，讲得最多的就是工作，文物保护、考古发掘、人才培养，他从不谈个人家事，更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2015年10月的一天，麦先生获悉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陈建华将登门探望，立即通知广州市各博物馆馆长一同前来，他让大家有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直接跟市长讲。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让陈建华赞叹不已。

　　麦先生的个人生活十分简朴平淡，对物质无所追求，不打牌，不看戏，没有其他嗜好，所有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与研究上。他们一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住过4个地方：刚参加工作时住在“农讲所”临时宿舍；1968年年底搬到西湖路文物仓板间房；1988年回迁西湖路才住进楼房；2000年分到了公务员小区的住房。

　　20世纪90年代末，广州市文化局给麦先生配备了一辆轿车，可他一次也没用过，70多岁还骑自行车上下班。

　　1990年，我随麦先生到北京编排《西汉南越王墓》考古发掘专刊，这部报告将随葬器物放到各墓室叙述，与以往将出土遗物统合起来按质地分类介绍的做法不同，体例上有所创新。各墓室结构、功能逐一介绍，分别介绍各部分的清理经过、室内概况和随葬器物。这样的编排，可直观地看到下葬时的行为意识，充分显示各墓室的不同功能。

　　报告编写由麦英豪和黄展岳总负责。出版社听到一些对报告体例不同的看法，麦先生向关注此问题的同行解释，认真地与责任编辑沟通，耐心介绍不同体例的优缺点。

　　后来，《西汉南越王墓》获得多项国家级成果奖，还获得读者投票选出的20世纪文博考古最佳图书、20世纪最佳考古发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