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陽上大学时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白发苍苍地在一个山洞里,躺在长条椅上,“我以前和家人关系不是很亲密,也曾很叛逆,但是这个梦让我清醒意识到和家人的亲密,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我给家里打电话,哽咽地说不出话。”
还有一次是今年参加First影展前后,周子陽梦到自己被坏人紧紧抱住,对方朝他腹部开了一枪:“那个子弹就慢慢慢慢从腹部往我身上走,疼痛持续了有十来分钟,我一点一点地感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被疼醒后,出了一身汗,我当时在梦里就想着‘我不能死,我还有家人和孩子’,这个梦让我意识到家人和孩子比电影更重要,而在我二十五六岁时,会觉得电影更重要。”
结婚有了孩子后,周子陽说做梦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写剧本艰难时会做梦:“一次,我梦到有人说:‘你写的都是什么啊,去看看今年威尼斯金狮奖和柏林金熊奖影片吧’,然后,我就真的在梦里看完了两部电影,觉得电影拍得太牛了,我在梦中使劲跟自己说要把受到的启发写出来,这时候两个电影在慢慢消失变成一个了,我就硬爬起来,在早上三四点写了下来,过几天再看觉得也没那么精彩,但它们在梦里真的无比精彩。”
对于自己时常被梦启发,周子陽分析说可能是因为他二十至二十五六岁那时不爱表达,但是所思所想所感都在脑中反复思考循环,存储酝酿,让自己的潜意识受到了影响。
不做主流导演
希望能以作品精准地描述这个时代
爱做梦的周子陽现实中是一个清醒的人,“老家的朋友说,你做什么艺术片啊,先挣钱多好,可是每次我清晨醒来时都高度清醒,提醒自己,对于未来怎么走,我要拍什么,千万不能偏离。”。
周子陽的第一部电影选择了《老兽》,因为他想表达现今社会基本道德标准的丧失。主人公老杨与孩子之间误会丛生,导致了一场让人唏嘘的家庭悲剧,老杨和孩子站在各自的立场,都觉得自己委屈,对方不对,周子陽说这也是源自于自己的梦境所得:“你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老杨的孩子们看到的也许不是真相,但是渐渐地,他们也没耐心看到真相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老杨就是这样一个人,周子陽说这个人物没有原型,可是人们在看时会感觉似曾相识,“前几年鄂尔多斯经济崩塌,让我看到人性的丑恶,尤其是恶和自私,以钱为核心的价值观形成,而不是以前的道义、仁义,不光是在我老家,主流大范围内的社会也是如此,一开口就问‘挣多少钱?’基本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以前说得意时不骄不躁,失意时不卑不亢,现在得意时又骄又躁,失意时卑躬屈膝,价值观扭曲,很可怕。”
周子陽同情老杨,“这样我的表达才站得住,他的底色是有善意的,他做坏事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为了自己,是帮别人忙,出发点是善的,但他的性格将这个人物逼向边缘化,他曾经有过富足的经历,但是没落后,大家排斥他,如果他还有钱,我想身边人不会拒绝他。人是丰富的立体的,才是真实的。”
周子陽喜欢的导演有基耶斯洛夫斯基、克里斯蒂安·蒙吉,阿斯哈·法哈蒂、库斯图里卡,他希望自己的电影在美学方面接近戏剧性和哲学性,“我虽然能看特别闷的艺术片,但是不想做这样的电影,我希望像这几位导演一样从生活的冲突入手,精准地描述这个时代。”
周子陽不害怕成为“小众导演”:“我不做主流导演,这几位导演的电影在他们国家也不是票房主流,但是他们的电影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哪怕看到的人不多,但是,只要看到了,比如我,就会从这些电影中受到影响,而且现在喜欢这类电影的观众越来越多,市场已经非常棒了。”
周子陽的下一部作品大纲已经做了好久:“是受新闻事件启发,《老兽》的宣传结束后马上写剧本,依然是通过家庭的事件,讲述这个时代下的道德困境。“
为《老兽》,周子陽流了不少眼泪,可是在影片杀青的前一天,他说自己和男主演涂们端着茶杯对坐而微笑不语:“我们很清楚,想要表达的都拍到了,如果没有这么多年的坚持,可能不会有这么深的感受,那么难都挺过来了,拍出来就非常欣慰,十年啊,没有白坚持。”
在鄂尔多斯不但没挣到钱连借家人的钱都一分不剩
周子陽在大三拍了部短片去参展并受到鼓励,坚定了自己的电影之路,“那时候看到消息说索德伯格26岁就拿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贾樟柯28岁就以《小武》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我说不行,我也得在26岁前拍出长片处女作。”
这种“时不我待”的心情,其实还是源于周子陽好友的突然去世,“我在20岁以后感觉生命太脆弱了,我曾经给自己写过几行字,写着假如生命只有三年,我想留下一部电影,觉得这样生命就没有遗憾了,至少我存在过,当时就是这么极端。”
周子陽的电影之路充满艰辛,大学时他学的是工业设计,并非科班出身,毕业时和同学一起做了一部剧情片和一部纪录片,虽然也参加影展赢得赞誉,但是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没有任何帮助,“因为那时艺术电影被视为边缘小众,很难找到投资,而且拍摄那部剧情片的经历也让我受刺激,我是副导演,看到导演不被投资人尊重,想骂就骂,让我决心一定得走独立制片的道路。”
这时适逢鄂尔多斯的经济高速发展,同学让他回来一起挣钱,周子陽心里想着挣些钱有了积蓄就去美国读书,然后独立制片,于是就去了,“没想到不但一毛钱没挣到,连跟家里人借的钱都花完了。”
周子陽在鄂尔多斯待了七八个月,“好朋友都打麻将,我在旁边的屋子里看电影,他们渴了会喊我,我就去倒水。我通常在下午两三点起床,有一天我起来后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的人走来走去,看老人、小孩打着呵欠,一个年轻人骑着电动车,后面带着女友或是老婆,我突然感觉‘苍生如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么重要,这么想着就流下眼泪。”
文/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