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史料中的“阻卜”或“阻”历来不得其解。王国维提出“阻卜”即鞑靼之说，曾引起学界的争议。蔡先生在辽代哀册和金代碑文中发现鞑靼的记载，与史料互证，撰为《辽金石刻中之鞑靼》一文，为“阻卜”即鞑靼提供了确证。此文在1947年创稿，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在香港出版的《学原》杂志和北大《国学季刊》发表，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许。

　　辽金元史的“乣”和“乣军”也是长期争议费解的难题。蔡先生对三朝有关纪事作了纵向的考察，又对汉语、蒙古语、波斯语称谓做了横向的比对，经过缜密的考证，撰为长文，确认“乣”应读如“札”，是对边疆部民的泛称。进而对乣军的形成和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做了系统的论述。文中提出成吉思汗的封号“札忽惕忽鲁”即是乣军首领。

　　成吉思的释义，长期没有确解。较为流行的有“强盛伟大”“强者”“海洋”“勇猛刚强”等。蔡先生从汉人的谥法制度、尊号与谥号、蒙语与汉语等多个视角进行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圣武”应与“成吉思”名号同义，“成吉思汗”原义即“雄武之王”。

　　元世祖时的阿合马被杀案，涉嫌汉人众多。汉文记载不详，但明确记录被处置的主犯是张易、王著。波斯拉施特《史集》记此案的主谋是“gau fin-jan”，汉译“高平章”。历来中外研究者和译者都因此名不见史籍而感到困惑，做过各种推测。蔡先生研究的结果，波斯文g是j的误写，将“赵平章”误作“高平章”。而原文作“赵平章”又是将经历近似的赵璧和张易误混为一人，实为张易的误传，从而解答了多年存在的疑难。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身份，也是多年存在的疑难。有人曾怀疑他是元朝的小官，不能成立。一般称他为“旅行家”，但在中国旅行十七年之久，无法通解。蔡先生依据元朝的制度和社会状况，以及对《马可·波罗游记》内容的周密分析，认为马可·波罗是在中国和邻国经营商业贸易的斡脱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因而回国时成为“百万富翁”。此文用中英文发表，得到中外专家的推许。蔡先生说，学术文章与宣传文字不同，要求探索未知，破解疑难。他在研究中即遵循了这一点。

　　三

　　我随蔡先生学习期间，记忆较深的是他对史料的掌握和对问题的洞察力。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几个问题》，其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木华黎后裔塔思与霸都鲁的关系是兄弟还是父子。《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等传”，称安童（霸都鲁之子）为木华黎三世孙，塔思与霸都鲁是兄弟，元人文献有《东平王世家》可证。但《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称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由于安童世系排序变化，霸都鲁也递减一世，塔思与霸都鲁则成了父子关系。这个世系排列又见元明善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史》在此问题上前后抵牾，并由此涉及木华黎家族其他人的世系排列，导致紊乱。我文章的结论是塔思与霸都鲁为兄弟关系，即《东平王世家》的记载可靠；元明善在过录《世家》时可能出现了误载。

　　文章送给蔡先生讨教，他指出元明善过录《世家》有误是文章的重点部分，应着力说明。接着对我说，写证据不足、带有推理性的文章，要充分掌握已有的材料，运用自如。推理时逻辑性要强，不要只讲有利的一面，不利的方面也要讲，要试予解答，这样容易让人信服。几天以后，即1992年3月5日，蔡先生又给我写了张便笺，说：“黄溍有《宝忠堂记》一文，即为朵儿直班而作，文中有‘然自鲁王父子，下逮东平之三世，易名节惠，悉冠以忠’等语，见黄文献集卷七，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可供参考。”我在修改文章时补入了这则史料，并按先生的意见加强了重点部分的论述。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蒙古史研究》第四辑上。

　　蔡先生用力最多、费时最长的工作是参与和主编《中国通史》。1953年，蔡先生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转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范文澜编写多卷本的中国通史。范老1967年去世，生前完成三编四册。蔡先生担负起这项艰巨工作，续写唐代以后各册。范老编的前四册，线索比较单一，按专题的方式，政治、经济、战争、文化分别叙述，不是绝对地照时间排列。但从第五册开始，同一时期涉及的朝代较多，宋、辽、金、夏并存。根据这个特点，蔡先生改为以时期为限、分别记叙的写法，将政治、经济等结合在一起。这样易于贯通，清晰了然。续编的六册并不拘泥于前四册的写法，六册之间的写法也不完全雷同。第十册清代经济就单独立了一章。按照原计划，共写十册，第十册写到清嘉庆朝为止。后来觉得应将清朝的历史写完。许多学者和读者也建言补上清道光至宣统晚清史。蔡先生又增加了编写第十一、十二册的计划，记叙清王朝由衰落到灭亡的过程。按照通史前十册的体例，要写成不同于通行近代史的晚清史，蔡先生的做法是侧重于清王朝本身的叙述，这样就与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的通行近代史著作区分开来，也从体例上与前十册保持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