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研究所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动物房里的小白鼠一下子全死光了，而原因不明。查找“真凶”的任务落在了侯云德身上。导致小白鼠死亡的病原微生物是细菌还是病毒？如果是病毒，会是哪个？

　　通过层层抽丝剥茧，侯云德将仙台病毒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幸运的是，后来他成功从细胞里分离出了仙台病毒。不止于此，通过深入研究，他还首次证明仙台病毒对人有致病性，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并阐明了机理。

　　仙台病毒是乙型副流感病毒的一种，最早在日本仙台一实验室里被分离出来，故而得名。1958年，日本学者冈田发现仙台病毒具有触发动物细胞融合的效应。几乎在同一时期，侯云德在1961年有了同样的发现，并阐明了机理。“侯先生的发现是国际上同时期关于细胞融合研究的创新发现之一。”武桂珍表示。

　　当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会看到正是基于细胞融合技术的研究基础，英国科学家Milstein和Kohler在1975年发明了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并由此获得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

　　仙台病毒可导致单层细胞融合，这一发现是侯云德副博士毕业论文内容之一。鉴于论文的学术成就，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直接授予他博士学位，这是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前所未有的大新闻。

　　中西并用 发现黄芪抗病毒机理

　　他带领同事，对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展开研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

　　从苏联学成归来后，侯云德开始着手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

　　所谓病原学，是指研究疾病形成的原因。在“缉拿”致病元凶的路上，侯云德很快便有所斩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国内首次分离出Ⅰ、Ⅱ、Ⅳ型三种副流感病毒，首先发现了Ⅰ型副流感病毒存在着广泛的变异性。

　　即使在文革期间，面临重重困难，侯云德也竭尽所能地坚持科研工作。“他带领吴淑华等同事，对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展开研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武桂珍说。

　　从寻找致病原，到研究黄芪功效，看上去有些跨界。其实，这也反映了侯云德内心深处治病救人的初衷。早在幼年时，受大哥的影响，他就立志学医，还要成为名医。

　　古方“玉屏风散”通常用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其主药是黄芪。这便是侯云德锁定黄芪的起源。大量试验表明，黄芪对副流感病毒感染有明显的防治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黄芪的作用机理也逐渐浮出水面：它可以诱生干扰素，促进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有轻微抑制仙台病毒等复制的作用。

　　在阐明黄芪抗病毒感染机理的同时，侯云德敏锐地意识到，人体自身的干扰素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干扰素是正常人体细胞分泌的一类低分子蛋白质，具有抗病毒、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疫及抗肿瘤作用。1976年，他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成功研制出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并将技术推广到北京、四川等地。

　　从零起步 研制我国基因工程药物

　　侯云德一直强调“me too，me better”，尽管我们处在追赶者的位置，也要做出比领先者更好的科研成果。

　　在科研领域，载入史册的向来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然而，文革十年浩劫，使得我国当时生物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差距。但侯云德一直强调“me too，me better”，尽管我们处在追赶者的位置，也要做出比领先者更好的科研成果。

　　人白细胞干扰素用人血制备而成，耗费8000毫升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产量低、价格贵，导致它难以被广泛应用。能否建立一个生物医药“工厂”，大批量生产干扰素呢？

　　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看到希望。他设想，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中去，使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工厂”来生产干扰素，将会大幅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上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在国外刚刚崭露头角，对国内研究者来说，大多只能在文献中一窥真容。于是，侯云德和同事们查找文献，边学边干。他们采用特殊病毒诱生的技术，从上万毫升人血白细胞中，提取了干扰素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mRNA承载着干扰素的遗传密码。

　　提取后，要对核糖核酸进行“破译”。文献显示，国外是用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来进行实验，但国内却没有这种动物，也没有进口经费，侯云德和同事们只好寻找其它动物卵母细胞来代替。

　　最终，北京水产养殖场的非洲鲫鱼成为“救命稻草”。他们用鲫鱼卵母细胞作为替代，采用微量注射法获得了成功，闯出了核糖核酸转译的一条新路。后来，这一方法被写入了1981年出版的国际权威书籍《酶学方法》中。

　　纸上得来终觉浅。为更好地掌握基因工程技术，侯云德利用去美国、加拿大等地开会、考察的机会，亲自到实验室做实验，回国后又根据国内的条件加以改进或创新。

　　在各种“因陋就简”中，中国的基因工程技术雏形逐渐显现，病毒学研究迈入了分子时代。1982年夏天，侯云德团队首次克隆出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随后，他们成功研制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Ⅰ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 型干扰素。

　　“尽管和国外同类成果相比，我们晚了一点，但我们研制的干扰素是由中国人基因研制而成，更适应国人体质，同时副作用更小、治疗病种更多。”侯云德自豪地说。“me too，me better”，他和团队做到了！

　　在研制基因工程药物的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侯云德带领团队开展了痘苗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大肠杆菌增强子样序列研究、丙型肝炎病毒核心蛋白抗原表位及其致癌性研究等，为中国分子病毒学学科的建立和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谋篇布局 绘制生物技术发展蓝图

　　从1986年到1997年，他连任三届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专家，从战略层面对我国生物技术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26年前，在侯云德办公室发生的一幕，令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至今难忘。

　　侯云德打开自己的抽屉，里面都是各种科研论文、获奖证书。他对程永庆说，特别希望这些科研成果能早点变成药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上。

　　当时，许多高科技药物是进口药，价格十分昂贵。在侯云德的极力倡导下，三元基因药业在病毒所地下室成立了，程永庆是公司骨干之一。

　　“在楼上的重点实验室完成小试的基因药物，很快拿到地下室的三元进行中试，加速了成果的产业化。”程永庆回忆道。

　　据统计，侯云德团队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已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大幅降低了相关药品价格，使上千万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元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组α1b 型干扰素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它的问世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侯先生是中国生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评价道。

　　如果说基因工程药物创新是点上的突破，那么，从1986年到1997年，侯云德连任三届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专家，从战略层面对我国生物技术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他个人也实现了从杰出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的角色转变。

　　既是战略决策者，也是战术实施者的侯云德，联合全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出色完成了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十年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数量增长十多倍，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本报记者 唐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