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右一)在向学生介绍研究内容。(2018年摄)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图

　　鱼化石,是张弥曼大半辈子的迷恋。

　　“也许,我们这样的人都是傻瓜吧。”这位82岁的古生物学家说,“但是人类没有‘傻瓜’,可能还是不行。”

　　3月22日,自嘲为“傻瓜”的张弥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该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莱雅基金会于1998年设立,每年授予全球五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

　　颁奖词称,“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去巴黎领奖前,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张弥曼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她说:“获奖当然高兴,是巨大的鼓励,但觉得自己还够不上。”

　　逃难途中读的书

　　“这段逃难的经历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张弥曼的父亲带着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又辗转江西各地

　　低调的张弥曼是当今世界最受推崇的古鱼类学家之一。2010年,一本献给她的论文集在德国出版,里面的观点有的与张弥曼相同,有的与她相左,但无一例外都受到她的影响。

　　她的学生、英国自然杂志资深编辑纪恒瑞(Henry　Gee)在这论文集的“前言”里描述说:“她是一位和善的淑女,跟我们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野外考察,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我们一派学生腔的叽叽喳喳,而她自己却不显山不露水。”

　　而眼前的张弥曼看起来像一位慈祥的祖母,轻声细语,一身蓝色的套头毛衣、布裤和披肩,衬得她皮肤白皙,几乎没有长期野外工作的沧桑。

　　她有一双名震古生物圈的巧手,总能把化石和岩石沉积物准确地剥离。“我相信我的双手还不算太笨拙。”张弥曼的回忆从此开始,“因为我的父亲在医学院工作,我常常穿过解剖室去他的办公室喊他吃饭,看惯了许多男、女学生在实验室解剖尸体。高中实验课,我解剖很细的小蚯蚓也不会碰破血管。”

　　1936年生于南京的张弥曼,是家中长女。父亲出身贫寒,靠族人借款上中学,后来靠公费去芝加哥大学深造。学成归国后,他在上海的一家医学院谋得教职,教人体生理学。

　　父亲开明,常带她去溪边网虾,到菜地捉虫,到麦田看蚂蚁怎么沿着麦秆爬上去寻找蚜虫,用放大镜观察花的雌雄蕊和昆虫复眼等。“我们可以在父亲面前随意发表意见,甚至和他争吵,而他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

　　母亲严厉。“我生性顽劣。母亲读书不多,却一丝不苟地逼我完成作业。”张弥曼笑言。“我一直想当医生,而不是科学家。”——因为父亲单位有不少敬业、有教养的医生,令她仰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忧无虑的日子戛然而止。“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父亲带着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又辗转江西各地。

　　当时,年幼的张弥曼和弟弟妹妹尚不懂家国之恨。跋涉在赣南的路途间隙,这些逃难的“野孩子”常常潜在河里,不顾撑篙人的怒骂,迅速爬上船沿,从船尾跳到河里,把肚皮拍得生痛；到了晚上,他们又缠着下课的大学生讲故事,直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被大学生锁在门外,方才垂头丧气,各自散去。

　　也有一些事令张弥曼万分恐惧。日军轰炸重庆北碚时,她和大着肚子的母亲躲在床下,父亲赶回来时几乎以为她们已经炸死；她亲眼见到孩子因缺医少药死去,自己得了疟疾“打摆子”,头晕眼花,却一刻不敢落在队伍后面……

　　有件趣事几乎成了她日后学地质学的先兆。有一次,她和弟弟在流亡路上偶得《木偶奇遇记》和《谈天说地》两本书。《谈天说地》这本书对幼年的张弥曼是枯燥的,但由于没有别的书看,她还是很认真地读了一遍。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大学上《普通地质学》时,老师居然讲到了这书中的一些内容。

　　她说:“这段逃难的经历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

　　爱上了鱼

　　那时,野外勘探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由于消耗太大,地质队员们都如“饿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里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张弥曼竟就着酱豆腐一扫而空

　　1953年,17岁的张弥曼响应国家“地质报国”的号召,放弃学医理想,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彼时,中国地质科学有了许多国外回来,或从西南联大毕业的老师,但很缺学生。“大家心中真的有一股热血。”她说,那一届单女生就有200名,毕业后多去了艰苦地区搞地质勘探。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界积极培养“新鲜血液”。1955年,张弥曼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但是,这位地质学专业的学生,完全不知道该学哪类古生物。

　　“学鱼!”当时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建议张弥曼。

　　张弥曼自称“是一个立了理想,怎么也不会改变的人”。她听了伍先生的建议,从此开始了对鱼化石的研究。张弥曼经常到莫斯科河岸边的全新世沉积中采集鱼化石,夜里用小船撒下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清晨把撞在网上的各种鱼类采集下来,用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1960年,张弥曼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她的寻“鱼”生涯。年轻时每年约有三个月,她都随地质勘探队在荒野采集化石。“野外勘探是基本功,再远我也能走下来,而且不比任何人慢。”

　　那时,野外勘探基本靠腿,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只能投宿老乡家,或在村里祠堂的戏台上过夜。由于消耗太大,地质队员们都如“饿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里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张弥曼竟就着酱豆腐一扫而空,创下“个人纪录”。

　　“每次身上都带着虱子,回家进门前要先把衣服煮一遍。”回想起这些,张弥曼眼中绽放快乐的光彩,“那时候,衣服没有化纤,确实经煮。换成现在,放进开水锅恐怕就捞不出整件的衣服来了。”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总是能遇到好老师。”她说,“伍老当年的一句话定了我的‘终身’,但谁说媒妁之言的婚姻就一定会不幸福呢?”

　　为纪念伍献文先生,2008年,张弥曼将在柴达木盆地发现的一种奇特鱼化石命名为“伍氏献文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