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内大街166号，这是一个对冯骥才来说很重要的地址。一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他第一句话是“那个篮球架没啦”——当年，他吃住工作都在这里，并荣升人文社篮球队队长，与隔壁外交部篮球队打球，据人文社单方信源表示，总是赢。

　　40年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在这里出版。2018年岁末，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又在这里问世。

　　穿过狭小的正门，晃过掉皮的墙，沿着上世纪中叶风格的楼梯，走进装着吊扇的会议室，红色铁质的折叠椅上，坐满了拿着纸笔的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场新书发布会透着年代感的朴素，大概几十年前，《青春之歌》《白鹿原》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问世的吧。

　　“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须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冯骥才说。新书讲的是一段100多年前发生于天津的跨国恋情。莎娜和欧阳觉的身后，是中西双方单向认知带来的隔阂和冲突，炮火最终碾压了一切，爱情也毁灭在那个悲剧年代。

　　在那个庚子年，单筒望远镜成为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天津是东西方最早发生冲突的地方之一。作为一个租界，它洋气，作为一个码头，又充满了地方民情。一个老城，一个租界，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这部小说时得天独厚”。

　　冯骥才在《单筒望远镜》的封底写道：“在中西最初接触之时，彼此文化的陌生、误读、猜疑、隔阂乃至冲突都在所难免；而在殖民时代，曾恶性地夸张了它，甚至将其化为悲剧。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不断把它拿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

　　“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西方人也很重视，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冯骥才说，“我反对‘文明冲突论’，所以让小说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中表现出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在东西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单筒望远镜》是冯骥才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论拖稿和写作，他都堪称前辈，毕竟一拖30年。

　　“这部小说在我心里放了很久。”冯骥才说，“一个作家的肚子里不会只有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的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

　　20年来，文化遗产抢救中止了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但反过来也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让我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2018年，冯骥才出了两本书：上半年是《漩涡里》，记录了他20多年来投身文化遗产保护，“我的思考、遭遇、忧患，我为它做的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些事”，为了这件事，冯骥才一度放下自己最热爱的文学；下半年，就是这本《单筒望远镜》。

　　有人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又要重返文坛了？冯骥才回答：“我会重返——重返小说。”但他又肯定地说，不会放弃对文化遗产的关切，“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这不是一句话，是历史责任”。2018年，他做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和对传承人定义的学术研讨；2019年，他将举行古村落空心化问题的研讨，和一些民间艺术的学术构建。

　　亲近的人都喊冯骥才“大冯”，作为曾经人文社篮球队的队长，他的身高让他在合影时无论站哪儿都是“C位”。写作也好，文化遗产保护也好，还有什么难处？76岁的冯骥才说：“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给我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