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他自己都无奈地表示“2013年我不是一个读书人”。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开了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

　　2020年，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整整8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整整十年。昨天，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消息称，莫言最新作品《晚熟的人》终于出版。

　　向读者“敞开”获奖后的生活

　　在莫言的这部新作中，汇集了他创作的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都是莫言说给大家的“新故事”，依然取材自“故乡人事”，但面貌全新——聚焦当下，融入对于时代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十二个故事篇幅紧凑，却各有曲直，新鲜的、骁勇的、星罗棋布的叙述里塑造了一系列“应时而变”的人物，他们像是从我们身边走出去的人，健步如飞，从小说的这头一直奔跑到小说的那一头。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会讲故事的莫言回来了，但这次归来，还是有了不同。据出版方相关人士介绍，从新作可以看出，莫言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

　　第一次引入当下社会“新人”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回望童年、少年，更会用敏感的心去捕捉时代的高速发展，在乡村留下的深深印记。

　　童年记忆中，莫言实话实说自己“天生不是个割草的料儿”，“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而关于少年时代的书写，莫言写道：“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

　　让人惊喜之处在于，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莫言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

　　他在《天下太平》中写到一个叫二昆的人，自称“我们村子里的人，在我的培训下，都有强烈的新闻意识，都能熟练地使用手机的录像功能，上到百岁老人，下到五岁儿童。”

　　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照讲，《晚熟的人》又带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说书人”莫言。

　　“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

　　读《晚熟的人》，很容易将“我”与“莫言”融为一体。对此莫言回应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事实上，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偶然路过人生百态，对争执不予置喙，对善恶不妄下定论，始终冷静，始终淡然。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气，更加精彩。

　　莫言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他更为自己正言，“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在这八年里，莫言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载于2017年第9期《人民文学》文学剧本《锦衣》让人眼前一亮，诗歌《七星曜我》《鲸海红叶歌》《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也于2017年、2018年刊发于几个知名文学刊物。2019年末，莫言的新作诗体小说《饺子歌》发表于《北京文学》，全文以诗歌形式写就，共计五百多行。今年，莫言新创作了长诗《东瀛长歌行》。这些年，他当然也创作了一些小说作品，刊登在各种文学刊物中。（北京日报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