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秘书的电话时，王振义纳闷：“难道是天上掉馅饼？”

　　被告知他是今年的生命科学奖获奖者后，电话再次接通时，就是大会颁奖现场的连线。

　　“您的心情能不能与大家分享一下？”主持人问。

　　“心情啊？好的坏的都有。”

　　他不紧不慢地讲：“好的（方面），是觉得我们国家重视科学，我作为一个受奖者非常高兴；但另一方面我非常忧愁，这个奖为什么给我这种96岁、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奖给年纪轻的人？”

　　这通电话连线的视频近两日在网络上传播甚广。熟悉王振义的人都觉得，这太像这位“老顽童”的风格了。他一向直言，喜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

　　2016年成立的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首个非官方科学奖项，评审体系主要参考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国际著名奖项，采取提名邀约制和国际同行评议制，不接受个人申请与社会推荐。今年9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是今年四位获得者之一。

　　王振义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曾带领团队成功实现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他确立了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与分子机制，也因此荣获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然而对这样一份特效药，他没申请过任何专利。

　　他一生获奖无数，但几乎每一笔奖金，他都将大部分捐出。1996年，他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100万元奖金中40万元捐给医院、40万元捐给学校、10万元捐给他所在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2011年，他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奖金中450万元捐给医院，其余分别赠予参加全反式维甲酸研究的团队成员。

　　9月8日，王振义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再次解释了获奖后这番“微词”背后的深意。

　　“科研成果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要多鼓励年轻人，让他们静下心来学习、钻研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学位、论文。”“科研是一场接力赛，每个研究所、实验室都需要一代代传承，才能让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科研成果有所突破。”

　　他希望年轻人知道，“不少人说我运气好。或许是。但机会怎么来？机会就是在一个领域不断钻研、刻苦学习，不要怕失败，自然就有机会来了。”

　　“我来做他们的拐杖”

　　王振义的家不远，到瑞金医院大约10多分钟的车程。早些年，他都骑一辆旧自行车出入，这些年大家都不让他骑了。

　　记者进门后，为让客厅更明亮，他想找大灯的开关，结果试了几个都不对，因为平时他几乎都呆在书房。他自己笑着摇头，“老了老了。”“我和他们说，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颁给了我这个‘老油条’。我还能再等五年、十年见证一个新成果吗？很难了。”

　　他转而又说：“不过我暂时还能做些工作，就是‘开卷考试’。”

　　所谓开卷考试，是王振义自创的名词。血液科每周拿出一个真实疑难病例做课题，由年轻医生和学生提出困惑，王振义院士提前通过上网查阅资料，每周四到科室来给予回答。

　　因疫情影响，“开卷考试”暂停了4个月，王振义坐不住了，主动要求“复工”。毕竟，这是他坚持了20年的事，也是如今他最在乎的事。

　　他向记者得意展示这周的考题，连说“运气不错”，答案在一天内就找到了。

　　瑞金医院血液科病房目前住着一位14岁的患儿，出现闭目难立、步态失调等症状。经过检查、会诊，病理科和儿科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诊断。选哪一个？又如何治疗？学生们把问题抛给王振义。

　　只要在邮箱里收到“考题”，王振义就会迅速投入“解题”状态。

　　解题路径是什么？王振义微笑不语，在键盘上笃笃定定敲下关键词，1万多篇相关论文随即列出，“喏，这篇英文的，比较相关，我读了，这篇法语的，我可以看，这篇德文的，我不懂，就不看了。”

　　哦！原来方法并不难，只是相当考验耐力和脑力——大量阅读文献，总结思考，再搜索，直至抵达问题的真相。

　　王振义打趣说自己做的是“网络转化医学”。“学生们临床科研工作太忙了，没空广泛阅读文献，就由我来替他们泛读，然后精选给他们细读，由他们应用于临床。我来做他们的拐杖。”

　　送到王振义这里来的都是最难的病例。他通常从早上起床后，除吃饭休息，会看到晚上9时多，有时候半夜有了灵感，还会从卧室跑来书房，因此还摔过两跤。

　　“今早临出门，我突然想到，病理科和儿科诊断出来的两种病会不会可能有混合类型。一查，果然，有好几篇文献都证明，LCH（病理科诊断的疾病）和ECD（儿科诊断的疾病）可以共同出现在同一患者身上。”

　　目前，作为“开卷考试”结果的汇总，《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经出版了两册。

　　“有没有回答不出的病例？”记者问。

　　“一般都能比较好地回答，只能说90分可以了，也有95分的，”王振义很认真地答，“病人治疗好了，说明我们的理论是对的，但是一定要随访。”他提起一位患者，来时是白血病，结果发现肺里患了肺囊虫病，医生治疗了囊肿，结果发现白血病也没有了。为什么？主治的医生找到了原委——因为治疗囊虫病感染后，病人的免疫功能加强了。但这样的加强并不会持久，所以很快这位患者又复发了。“所以说，医生的逻辑就体现在病人的治疗效果上。”

　　王振义说，如今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找到答案的瞬间。每到此时，放一段交响乐，再玩一会儿电脑纸牌游戏，是他最惬意的享受。

　　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

　　“玩和学并不矛盾，重要的是要不断发现问题并提出思考。”这是王振义父亲说过的话。

　　1924年，王振义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王文龙当时在荷商上海保险行工作。

　　王文龙的8名子女里，王振义排行第三。除了最小的女儿王妙琪因北上参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其他7人都是上海名校毕业。王文龙对子女的要求严格。他不允许孩子们沾染一点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他给五兄弟起名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仁、义、礼、智、信”。

　　这其中，王振义又比较与众不同。从小，除读书外，他很爱玩，爱踢毽子、玩弹弓，父亲从不阻拦，还很鼓励，并告诉王振义在玩和学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也因此王振义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

　　王振义7岁那年，祖母不幸患上伤寒，病势凶险，虽然请到一位沪上名医来诊治，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祖母还是未能获得有效救治。他至今清晰记得，那时他已在思考：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怎么会得这个病呢？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在王振义的心中埋下医学的种子。

　　8岁时，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在家中就能听见隆隆炮声，他又抛出问题：“为什么外国人要侵略我们？”父亲当时回答，“落后就会挨打，所以一定要科学救国，好好念书，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彼时的上海，即将扭转中国命运的新生力量已经生根发芽。

　　1942年，王振义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选择学医。1948年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第一，留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前身)担任住院医师。

　　分科时，王振义是住院总，就让别人先选。发展得比较顺利的心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都被挑走了，王振义是最后一个选的，选了冷门的血液科。

　　血液科彼时无人带路，王振义就自己看书。“我那时想，血液病嘛，就看看显微镜，应该不难。进去以后一看不得了，越来越深，东西太多了。”

　　白血病就是其中一道难题。

　　“能看到的书太有限了。”王振义回忆，当时做研究的难度很大，有人去国外开会，带点信息回来。就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听说一位以色列专家在小白鼠身上试验成功，白血病细胞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逆转，变成正常细胞，也就是“诱导分化”理论。这个消息令王振义振奋。改革开放的第一年，瑞金医院里吹起科研之风，他向医院申请了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实验室，血液科的科研就从这里蹒跚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