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甲子前的庚子闰八月十二日（公元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在福州隆普营，起名谢婉莹。世纪曙光初现之时，未曾想到，中华大地拉开的却是动荡、战争、民族危机接踵而至的序幕。冰心，便是与这样的一个世纪同行。

　　被五四“震上写作的道路”

　　八国联军侵华令北京城满目疮痍之时，社会冲突与人心不安在危机中酝酿。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努力，也为彼时的青年带来思想启蒙。

　　当时还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生的谢婉莹，便是被五四运动“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她以“五四运动听审的感想”开头，以“对女学生思想与行为”的思考为起点，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从第一次以“冰心”为笔名发表《两个家庭》，到发表《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等作品，1919年9月18日至11月3日，前后58天，“冰心女士”的名字16次出现在当时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晨报》上。这些涉及“新贤妻良母主义”、学生运动与学业的冲突、学成归国与衙门风气的不相容、母爱与人性缺失等社会问题的作品，在京城引发热议。小说不仅贴近当时的现实，反映复杂的社会矛盾，对白话小说语言与叙述方式的开拓，都具有启迪意义。

　　以白话文写作小说，其结构、视角、人物、语言与叙述方式，与章回体区别明显。从旧小说向新小说过渡，鲁迅的《阿Q正传》是标志性文本。但散文是否能以白话文取得成功，当时学界普遍存在疑虑。散文、随笔、小品在中国具有深厚的传统，白话文在新旧过渡中曾被讥为“引车卖浆之语”，登不了大雅之堂，因此也被视为难以创造优秀的散文作品。冰心的出现，证明了白话文也能胜任散文、随笔的写作——她的《笑》《往事》《寄小读者》等，在语言的使用上，采取“白话文言化、西文中文化”的方式，并且取得成功。后人在梳理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创作时，大都得追溯到冰心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看，冰心的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而言，不仅是流，同时也可称之为源。

　　使穿枝拂叶的行人，不觉痛苦

　　诗歌在冰心的创作中，完全可说是“不经意之作”。她将零星的观念，随时记录下来，在编辑的催促下，整理出来连载，竟成风靡一时的《繁星》《春水》。用她自己的话说：“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直到晚年，冰心都认为那些零星的感想不是“诗”。但这些小诗，在新诗运动中是引领风骚的，并且带出了一个“小诗运动”。包括巴金、宗白华、苏雪林等现代作家与诗人，都曾学着冰心写各种长短句。当时的报人胡愈之评价：“自从冰心女士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她的《繁星》后，小诗颇流行一时。除了大白君的著名的《归梦》，此外在杂志报章上散见的短诗，差不多全是用这种新创的样式写成的，使我们的文坛，收获了无数粒情绪的珍珠，这不能不归功于《繁星》的作者了。”

　　这一时期，冰心还发表了著名作品《寄小读者》。《寄小读者》除了散文的开拓意义，还有儿童文学的开创意义。其文字以及植根于字里行间的文学精神，流传至今。她的一段经典语录，便是来自于此，“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她坚信这一点，也以她一生的文学创作践行这一点。

　　从1919年到1926年，从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生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文学硕士，冰心在7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她的人生中第一个创造高峰。在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等新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冰心”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在雾里，始终携带心上的阳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铁蹄步步进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期间，冰心住在燕京大学的燕南园里，相夫教子，同时兼任课业老师，作品明显的少了。但少量的作品、众多的评论研究文章、大量的五四之作再版、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盗版丛生催生的第一个版本的《冰心全集》出版，造就了战火年代的“冰心热”。

　　北平沦陷后冰心本想立即离去，但因有孕在身晚出发一年，历经艰难一家人先辗转到云南，再去了重庆，参加抗日工作。此时的冰心被抗日的生活激起了热情，在《从昆明到重庆》一文中，她这样写：“我渐渐的爱上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的在生死关头的前线。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凉，我们沉默的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我们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们，所共同庆祝的一天，将要来到。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

　　在这期间，她还写了一部颇具实验意义的散文集《关于女人》，以“男士”的笔名，用调侃、诙谐笔调，连续写了16篇14个女人的故事，写“我”的同学、“我”的学生、“我”的房东、“我”的邻居到“我”朋友的太太和母亲等，探讨女性性别意识等问题，对抗战建国等重大问题也有论及。

　　之后，冰心随外交官丈夫吴文藻在日本旅居五年。其间，她曾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以一贯的仁爱之心，表达了对战争、对苦难的看法。她认为武器并不重要，武器是要靠人来掌握的，只有母亲般善良的心地才能最终制止战争、走出苦难。她将这个希望寄托在妇女与青年身上，寄托在文化交流之上。她离开日本时，写了一封信，寄语东京大学学生，坚信“只有加速彻底的文化交流，两国间真正的永久的和平才有了基础。”

　　做“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归国之后，冰心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生活。她的写作是大量的，题材是宽泛的，国内的采访、参观、各类活动，出国访问，无不入文。她写作了大量的时文，也留下了《小橘灯》《樱花赞》《一只木屐》等受到新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她对纪伯伦《沫与沙》《先知》、泰戈尔《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选》等作品的翻译广受好评。

　　“文革”结束后，冰心已是耄耋之年，思想文化领域的解放却让她焕发了青春。她以“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豪迈，写下《因为我们还年轻》的诗句。她继续为儿童写作，《三寄小读者》寄托了她对少年儿童的厚望；她为教育呼吁、为中小学生老师待遇发声，这一时期的《无仁则如何？》《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我请求》《我感谢》等，成为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用萧乾的话说：“八十年代的冰心大姐，还有巴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光辉代表。尽管她年奔九十，腿脚也不利落了，然而她不甘于躺在自己已有的荣誉上。不，她的笔片刻也没停过。在热情扶持青年创作之余，她仍在写着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寄小读者》或《超人》的醒世文章。”这种写作，包括她对一个世纪人生的回望，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尽头。

　　冰心在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早春离去，送别她的是万千朵的鲜花。

　　（作者：王炳根，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冰心文学馆首任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