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郑敏，1920年7月18日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诗人，翻译家，西方文艺理论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52年于美国布朗大学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组（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60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著有《诗集1942—1947》《寻觅集》《英美诗歌戏剧研究》《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等。1981年，郑敏与王辛笛、曹辛之、穆旦、杜运燮、陈敬容等合出诗集《九叶集》，他们因此被称为“九叶诗派”。

　　7月18日，“九叶诗人最后一叶”郑敏先生在清华大学荷清苑家中度过了百岁寿辰。

　　郑敏是诗人，也是学人。她青年成名，诗作引燃了后来几代诗人的灵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的诗论开20世纪80年代风气之先，将西方解构主义哲学引入对汉语文字、新诗创作、文学史观和中华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在文艺理论领域引发深远回响。她的百岁如同一本厚实的书，记载着她独特的天赋才能、她不懈的创作实践和求知努力，也刻写着与我们民族命运相呼应的沧桑，有坎坷，也有坚毅不屈的进取。

　　郑先生曾写下诗句：

　　不能忘记它

　　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了

　　山峦的长长的肢体

　　舒展地卧下

　　穿过穿不透的铁甲

　　它回到我的意识里

　　在那儿放出

　　只有我看得见的光。（《心象组诗》之一）

　　那束引领她前行不倦的光，让我们翻开诗人的岁月书卷去寻访。

百岁生日当天的郑敏 资料图片

　　一

　　郑敏的求学之路十分特别。她19岁通过西南联大入学考试，被外文系录取。报到注册那天，她念及自己的哲学爱好，想到自修哲学比外国文学难，便果断转入哲学系，改修西方古典哲学。

　　大学三年级，在德文教授冯至的指点和鼓励下，她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1947年，她的诗歌作品结集出版，收录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题为《诗集1942―1947》。此时，郑敏不过27岁，俨然中国新诗界的一颗新星。

　　郑敏的诗作从一开始便风格鲜明，被称为“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诗人唐湜如此评述道：“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情与理紧密交织并力求理智的超然和超越，这种美学追求脱胎于青年郑敏的个性，离不开她的哲学底蕴，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派新诗当时共同推崇的一种创作倾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登陆中国。一批年轻诗人受其吸引，用心揣摩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经验，将其应用于汉语新诗的艺术探索。他们的创作试验各取一径，白话诗的结构、修辞、表达手法在他们手上呈现出多种样式的新发展。百花齐放的园地里，青年郑敏的诗作乃是其中一枝生机勃勃、散发幽香的苍兰。

　　繁荣于40年代的现代派新诗有别于此前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取向的白话诗。它从中西诗歌艺术对话中提取灵感，尝试超越单纯的“我手写我口”或“我手写我心”，是中国现代汉语与当时的社会情景、人文思考以及诗歌特性的融汇和创造。用袁可嘉先生的话说，他们的诗是“新的综合”的艺术，它“包含、解释和反映了人生现实性”，同时“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的实质”。

　　然而，具有时代先锋性的艺术实践注定属于小众。在现代派笔下，“诗作为艺术的本质”常常体现为诗句艰深晦涩，诗意迂回、跳跃而多层，诗人们的严肃和深沉给读者设置了智性门槛，不易亲近。这种疏离大众趣味的艺术立场显然不能直接服务于抗日战火和民族救亡。因此，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中，现代派新诗受到抨击，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中国成立后，它们被阶级分析所主导的文学评价所否定和抛弃。

《九叶集》

　　二

　　直到30多年过去，新时期开启诗艺探索的新征程，40年代的现代派新诗才重新被挖掘出来，回到读者的视野。1981年，《九叶集》出版，郑敏已经61岁了。

　　对于九叶诗遭遇的挫折，郑敏在90年代接受访谈时表达了深刻洞见。她认为，抛却中国历史的特殊进程带来的具体文艺观斗争和恩怨纠葛，九叶诗派的历史沉浮归根结底体现了二元思维模式对我国文艺评价体系和文艺心态的束缚。例如：革命/艺术二元评价标准。40年代的“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原本题材互补、诗风相异，并不构成相互排斥和对抗的关系，然而，革命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偏偏在两者之间“引发了一场没有意义的矛盾”。七月诗歌的语言和主题贴近底层，富于昂扬的战斗精神，因而被新中国文学史教材树立为模范，九叶诗讲艺术，“不革命”，批评界就无法正视它在新诗发展史的位置和价值。再如：区分二元文化身份、贬此褒彼的时代思潮。九叶诗人普遍接受过高等人文教育，通晓外国语言文学，善于表达知识分子的敏感和沉思，被喻为中国现代的哈姆雷特；七月诗派拥抱“人民本位主义”，强调“集体的英雄主义”和扑向光明的行动性，被称为武装起来勇于搏击的堂吉诃德。就精神价值而言，堂吉诃德的单纯与哈姆雷特的复杂本是对立互补，堂吉诃德质朴的民间生活逻辑和乐观主义情怀与哈姆雷特穷究事理的忧思各有其用。可是，如果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简单对立起来，哈姆雷特的危机意识和辗转思考也就被扫荡出局，无人倾听也无足轻重了。

　　“大跃进”时期，郑敏被下放到山西临汾农村，由于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四清”运动，她再到山西农村插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一年。接着文革，历史清查和开会批斗从天而降，她不得不将所有诗集付之一炬，不再谈诗，直到浩劫结束。也就是说，即使不算个人遭受的委屈和创伤，从30多岁到50多岁，至少20年韶华在风云变幻中流逝。诗歌没有生命，不会为世道无常而痛苦，那么诗人呢，是否恼恨时光虚掷，为远离诗歌而遗憾？

　　郑先生的冷静和超然在诗歌内外始终保持一致。她说，这20年对于她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人生经验。倘若不是下乡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会知道中国有那么贫困的地方，不会了解如此贫穷的人们离文化知识多么遥远、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相比，她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困苦算不了什么。而且，这段农村经历，让她从此忘不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守卫和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因此，即使是在那个年代，她也总能站在自我之外透视世相、积累思辨而不坠于悲观绝望。

　　“真正的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给历史的风暴”，这是郑先生一片赤诚的人生感想。她深信，唯有切肤的体验才能让她深刻地了解这个国家。她的无悔是真实的。

　　正因为关切民族历史和民族利益甚于一己境遇，郑敏先生得以在痛苦中浇灌希望，能够从哲学层面——二元认知论——来理解九叶诗派的历史命运。也正因为痴迷于新的思考和求索，郑敏先生无暇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伤痕文学群体哀哭过往，相反，她犹如青春重返，飞奔向前，热情拥抱新生活，投入新创作。

　　1979年，郑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开设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课程，同年发表《有你在我身边——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她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