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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大学本科,中医专业,36岁,有10年临床经验--“1993年,这样的人还是蛮抢手的吧?”
那一年,心气颇高的陈方来上海,希望找家医疗单位,一并解决太太的工作。最终,他被闵行区“求贤若渴”的邀约和“包管家属”的诚意打动,去了区社会福利院。进门的一瞬,医学院毕业生的自尊心还是有点受挫,“我的职业前景……”
21年过去,陈方在养老领域实现了医者的职业抱负。“医养融合”概念最近才大热,而闵行区福利院的尝试已持续十多年。在陈方的推动下,闵行区福利院开设内部医疗机构,是沪上最早进医保的区级福利院,为上海制定养老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600张床位,平均年龄84岁的老人。面对他们,陈方不再为没能成为医学精英而惋惜:“老人们很珍惜我,养老就是我的本行。”
坚持看每一份抢救记录
朝南的房间里,三张空着的病床。雪白的床铺叠得平平整整,床头斜上方安置着心电监护仪、吸氧设备、吸痰器。房门外挂了块牌子:抢救室。“条件还可以吧?”陈方带记者参观抢救室,语气中透着自得,“虽然跟医院还是没法比,但足够我们做平常的抢救了”。
闵行区福利院平均每年完成八九十例抢救,成功率在60%以上。福利院共有10名医生、10名护士,陈方对这支队伍很有自信,“老人常见疾病一般都能救治”。
一直以来,福利院都没有配备医疗设备和辅助医护人员,需要抢救的老人通常都被转送医院。1995年,福利院接连送出6位老人,个个有去无回。过去从事重症抢救的陈方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如果能在福利院抢救,至少有50%的成功率”。他建议福利院培养一支医疗队伍,做好老人的医疗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以及危急重症的抢救。
陈方的建议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与卫生部门再三协调后,福利院获得内设医疗机构的资质。1995年,闵行区民政局投入163万元扩建福利院,把养老床位从120张增加到200张,设置了拥有40个床位的医疗区,按标准配备了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当时环境比较简陋,但总算有地方可以实施抢救了”。1999年,闵行区又对福利院进行第二次扩建,养老床位增加到600张。
早期,陈方本人参与抢救比较多,医疗队伍成熟起来后,他不再亲力亲为,但仍看过每一份抢救记录,“不管抢救成功不成功都要看,我要知道医护人员的操作是不是合理,也掌握老人身体状况的每个细节”。
推动福利院开展医保联网
“十年动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很幸运在高考恢复后读完了5年大学。”陈方1957年出生在上海,自小就随支内的父母去了江西九江的瑞昌城。1978年考上江西中医学院(今江西中医药大学)。27岁时,他作为瑞昌一家职工医院的医生到上海曙光医院进修儿科,由于技术扎实,独当一面,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医生是很吃香的职业,不怕找不到满意的单位。”1993年,一心想要回沪的陈方到上海应聘。当时如果循着从医的道路走下去,今天他也许和很多同学一样,成了专家、校长或者院长。但是最终,他在养老行业扎下了根,并改变了医学介入老人生活的方式。
衰老和疾病的关系好比双生子,但在公共资源的盘子里,服务于老人的资源和服务于病人的资源有泾渭分明的配送渠道,“民政管养老,卫生管医疗,医保部门管医保,互不相干”。
2003年,在医保改革的大背景下,沪上医疗机构逐步实现了医保联网,看病不能再找单位报销,而福利院内设医疗机构又没有被纳入医保,很多老人不得不舍近求远到医院看病。“不进医保,就没法打通看病和养老。”陈方给卫生部门写信,要求把福利院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医保部门回复他:“由于医保经费紧张,暂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希望你理解。”陈方又召集老人和家属写联名信,希望打动主管部门。后者回信请他“做好老人的情绪安抚工作”。
陈方不依不饶。在一个市区两级福利院院长参加的会议上,他当众朗读了事先拟好的公开信,博得一片掌声。经他提议,20多位院长同意联合署名。公开信最终以书面意见的形式递交市人大,引起市政府分管领导的关注。市政府调研团队揣着信件到医保部门和闵行区福利院调研,拍板同意在闵行区社会福利院和陈方推荐的松江区社会福利院开展医保联网试点。2005年,闵行区福利院正式成为医保定点单位。
熟悉感来自与老人朝夕相处
陈方刚给福利院里的老人看病时不受待见,老人们嫌弃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宁可相信“外面的大医院”。有一回,陈方为一位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孤老开药,老人看完药方脑袋一甩:“我不吃,外面医院不是这样开的。”陈方忍住脾气劝慰:“不信你找上海最大的医院问问。”老人果真找了大医院的专家门诊,医院老专家看了药方说,“开得好,换了我也会这么开”。这以后,老人才开始相信陈方。
过去,养老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这两年,国家提出“医养融合”概念,鼓励提升医疗服务在养老事务中的比重,要求养老机构在做好日常起居、文化娱乐、精神心理等服务的同时,花心思开拓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健康检查等医疗服务。做了十多年事实上的“医养融合”工作,闵行区福利院让很多老人和家属转变观念,享受起“足不出户看医生”的日子:88岁的老太严如清几年前腿上生了疖子,在医院做了摘除手术后回到福利院,康复过程中每天都得换药;如果天天跑医院,老人就得一遍遍下楼、叫车、挂号;好在福利院的医生每天进房为她换药,免去她几十趟的奔波。
陈方认为,医生和老人朝夕相处所产生的熟悉感,能帮福利院做好医疗服务。
“大学刚毕业,觉得自己一身本事,什么病都能看。做了一年医生,又觉得什么病也看不了,现实和教科书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陈方说,做医生,是不断累积经验、推翻成见、认知再造的过程,现实中的病例往往不同于教科书的描述,老年病人尤其如此,“老人的病通常是复合型的,摸症状、开药方其实很考验医生的判断力,福利院医生比医院医生更有利的一点是,我们清楚每位老人的病史、心理状况和他们身体的细微变化,更懂得考虑老人的需求”。
养老机构需要家属支持
熟悉带来信任。在陈方看来,信任可能是现今医患关系中最缺的东西。
多年来,陈方恪守着星期六值班的习惯。福利院办公室主任彭美叶每次排值班表都觉得于心不忍,“谁不想好好过周末呢?院长也是体恤员工,想让大家多休息。子女们大多会在周末来看望老人,有什么事要沟通,可以直接找到院长。现在星期六简直成了院长接待日”。
“我们这里病人相对固定,病情变数不大,不太会出现救治不及时、救治不当的情况。但还是要用心处理医患关系,尤其要和病人及家属充分沟通。”福利院做医疗服务要冒不小的风险,“我们抢救病人,抢救不过来怎么办?只有取得病人和家属的充分信任,才能安心治病”。
不久前,有位老人几次无故跌倒,福利院分析老人的身体状况,建议家属把老人转移到专护区,那里有24小时的看护。家属照做了,没想到不久后老人又跌倒了。家属于是告到民政局,陈方听说后,让家属直接找自己。
“老人跌倒,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先分析原因,建议给他做一次CT检查。”根据职业嗅觉,陈方怀疑老人的跌倒并非意外,最终,老人被查出患有小脑幕切迹脑膜瘤,跌倒不是因为护理不到位,而是由于身体无法保持平衡。
“如果是院方责任,我们绝不推诿。老人出状况,首先要站在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但陈方也一再告诉家属们:“把老人送来福利院,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让老人安享晚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一旦发生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我们一起应对。”“福利院的老人身体状况大部分处于比较危险的状态,家属把老人送进来,其实也把风险转移给了我们。”陈方说,社会期望值越来越高,养老工作越来越难做,养老机构特别需要家属的支持。(记者 钱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