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写作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于部队服役期间爱上文学创作的。那时，军营的训练生活艰苦、枯燥，文娱活动少，一些报刊如《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诗刊》就成为我业余时间的挚爱。我读过的一些优秀作品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激发了我创作的欲望。

　　说实话，我并无什么文学天赋，那时对诗歌，除了分行外我也全然不了解其他方面的知识。我也从无借助写作改变命运的想法。当然，我知道自己需要发泄和表达，欲望之烈不亚于火山爆发。

　　写作无疑是充满艰辛、寂寞的苦旅。许多休息的时候，当战友们在宿舍和俱乐部里打牌、看电视、唱歌，我却在一边读书或记录着一天的生活点滴和心情。晚上十点过后，连队早已熄灯就寝，趁着班长熟睡，我会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偷偷地跑到岗亭，借助岗亭的灯光阅读和书写。无论是三伏天的酷热，还是三九天的严寒，总是风雨无阻。

　　那时，我所谓的写作一团糟，我也试着投稿，一次又一次，寄出去的稿件如石沉大海。头两年内，我从未收到过刊用通知。这对我的信心是很大的打击。现在想想，年轻真好，有激情，也有学习的动力，更不怕挫折、失败。

　　促使我坚定地写下去的是当时我所在部队教导员的一句鼓励。那是1999年50周年国庆前夕，《解放军报》面对全军官兵征集献给祖国、军营的一句话感言。我写下了几句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军营的眷恋之类的文字投了过去，未曾想“十一”前几天的军报副刊发表了其中的一句，并在文字右下方赫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所在部队番号。本来，这也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月全营的总结大会上，教导员居然当着所有官兵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他说，你们知道全营有史以来第一个把名字写在《解放军报》上的人是谁吗？接着他报出了我的名字并让全营官兵为我鼓掌。

　　五年的军旅生活期间，我除了大量的阅读，还积极参加在国内很有影响的《诗刊》开设的诗歌函授班学习。2002年即将退伍之际，我的一组诗歌还被《诗选刊》当期的“最新力作”栏目推出。

　　但是，发表一组诗歌并不能改变什么，回到地方后我到东莞打工，干的是保安和流水线工人的活儿。一度，我为了生计还干起了最危险的高空作业员，做了数年的“蜘蛛人”。每天我一边吊在城市的高空安装、擦洗，一边在休息间隙仰望着蓝天白云继续做着文学梦。那时，打工文学在南方很是火热，像后来成名的郑小琼、王十月等人，都是当时的打工文学写手的代表。和我一样，他们要么在工厂，要么在工地，生活异常地辛酸、艰苦。

　　到此时，文学的梦想既是支撑着我前行的精神动力，也难以免俗地充当起改变命运的跳板。随着大量的诗歌陆续在各种文学期刊上发表并不断获奖，我艰辛的生活轨迹也相应有了变化：保安、打磨工、泥水工、高空作业员、文案、宣传主管、文学期刊编辑部主任、签约作家。

　　当生活逐渐稳定和相对安逸时，我常常会想，在众多的诗人和作家群中，我既没有写出可以流传于世的名篇佳作，也谈不上功成名就，唯一值得庆幸的恐怕就是自己依然在坚持，不离不弃。现在，我的写作可能更多的只是出于热爱而不是为了生计、名利。和所有为自己梦想而努力的人一样，我和他们都是生活长路上的跋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