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火车站志愿服务台前，不时有旅客来咨询各种问题，不管跟坐车是否有关，82岁的左春秀回答时都是同样耐心细致。

　　经历过60年铁路工作的左春秀是郑州火车站的一名离休干部，说起春运，老人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上世纪50年代，左春秀就在郑州火车站工作。在她的记忆中，那时的郑州火车站只有四五间瓦房，连候车室都没有，“每天只有6趟列车，还坐不满”。1953年，《人民日报》提出“春节运输”概念时，左春秀还不知道什么是“春运”，“因为当时春节运输和平时相比也没多出太多人”。

　　那时，没有农民外出打工，也几乎没有春节旅游一说。春节期间，坐火车出行的多数都来自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还有一些短途探亲的旅客。“那个时候旅客的行李基本都是点心特产什么的。”左春秀说，“购票乘车也排队，但不是特别多。”

　　1956年5月13日，郑州火车站新站建成使用。“车站是由苏联人帮助设计建设的，真让我们这些职工大开眼界。”左春秀感叹地说。车站变大了，火车也慢慢变多了。到上世纪60年代，郑州火车站一天到发列车增加到了30多趟，乘客数量也有了小幅增加。“直到文革后期，出行的人数才慢慢增加，候车厅里黑压压的全是返乡过年的人，大多数都是知青。”左春秀回忆说。

　　真正让左春秀感觉到春运压力是在改革开放后，在她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春运那叫一个人多。“每列火车都超员！车厢里人太多，车门关不上是常事。最后上车的旅客会让客运员帮忙，客运员使劲儿朝他踹上一脚，再把车门关上，被踹上车的旅客还会很真诚地道谢。”

　　上世纪90年代，务工热潮涌现，“人多”、“一票难求”成了铁路春运的标签。“站前广场上不夸张地说，人多得基本没有下脚的地方。旅客最多的时候堵住了进站口的通道，有票的旅客也进不了站，我们每两分钟就要去进站口清一回通道。排一天队买到车票的旅客，都觉得自己像中了大奖一样，那个时候民航公路都不发达，买不到火车票的人，就不能回家过年了。”

　　1993年，左春秀离休了，但她觉得春运时旅客太多，还想继续为铁路做点事。“50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当时帮助了一名突发高血压的旅客，这名旅客一句‘真希望每次来车站都能看到您’，让我有了一辈子服务大众的念头。”

　　在左春秀的努力下，先后有150多名老同志加入了她的老年义务服务队，20余年来累计帮助旅客解决各类难题两万多个，建立起的“困难旅客帮扶基金”先后为旅客垫钱5万余元，被旅客誉为“铁道线上的活雷锋”。老年义务服务队被河南省命名为“老年雷锋团”，左春秀本人还当选了2012“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随着年龄增长，左春秀的身体越来越差，病痛经常折磨着她，但只要遇到春运或者节假日的客流高峰，她都会在郑州火车站为旅客服务。

　　如今，左春秀的腰部病变已经影响到了她的日常行动，从椅子上起来要站好大一会儿才能挪步子，但她仍坚持到车站广场服务春运。“铁路养我一家子，我要奉献铁路一辈子。现在的春运跟平日的差别越来越小了，特别是今年，购票、进站也都不排长队了，但我们的服务还是能帮到不少人的。只要还有春运，只要我还能动，就尽可能做点事。”左春秀说。（本报记者 周伟 通讯员 马艺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