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的重要环节是“自由讨论”，采取文献精读加“打擂台”的模式。“自由”和“讨论”，都是很好的词，真正做起来却让同学苦不堪言。

　　张晓玫会在一星期前布置相关领域的经典文献两篇，总篇幅在30页左右，然后由小组共同依文献形成自己的报告。讨论当天，报告小组上台发言，台下的其他同学可以反驳，而且反驳有加分，发表小组守卫不住观点就可能失分。在成绩得失的刺激下，张晓玫的课上从来是唇枪舌剑。

　　“身心俱疲！”在课后给张晓玫的小纸条中，有学生这样表达上完课的感受。

　　“就要这个效果，大学不可能来混的。”张晓玫很满意自己把学生“虐”到了。

　　而被“虐”过后，有些学生在期末论文后面附上给张晓玫的信，他们告诉她，自己真的学到了东西，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在她的课堂上，学生经常会听到一些“大道理”，比如每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第一节课，张晓玫会送给学生一句话：“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段梁启超在115年前写下的文字，看起来和“商业银行”毫无关系，但张晓玫觉得很有关系——学金融的人必须有社会担当和自我警惕：“我的学生以后不能学到监狱里去！”

　　她的一些告诫，也许对官员和行业人更合适，而不是20几岁的学生，但她还是说了：“要服务实体经济，不要做泡沫，不要自己跟自己玩，特别是经济下行的时期……为什么小微企业借贷这么难？”

　　相应的，谈到未来的选择，她会劝学生：“不要都想着去四大行、去投行，自己一定要清醒。未来是双赢社会，只有在给社会添砖加瓦时，才能成就自己。”

　　这让已经习惯埋首各类知识点和考试的学生感到耳目一新。“犀利”“干练”“有思想”“有责任感”，是学生对她的印象。

　　上过她课的学生大多对她又恨又爱，一方面累，一方面觉得有收获。上周五，去食堂的路上，有个男生专门跑过马路，从刚买的一袋橘子里挑了个给她。在那几分钟前，另外两个女生在电梯口碰见张晓玫，笑着向她问好。

　　但当规则和公平被蔑视的时候，她会露出真正的强硬，一点也不讲情面。

　　如果她发现谁作弊，或长期旷课，一定给不及格。有家长纠缠过，上海的长途电话打到成都，翻来覆去说：“我们都读过大学的啦，大学怎样我们不知道吗？哪有不及格的啦。”还说中秋节要来成都“看她”。

　　张晓玫觉得这件事“特别搞笑”：“当然不可能改成绩，对别的学生太不公平了！”

　　她记得前两年面试一个研究生，专业问题没说几句，那个学生开始哭诉悲惨身世：父亲遭遇矿难早逝，母亲弱视，他考研已经考了两年，如果再不成功，没脸见母亲。

　　但张晓玫一点都不同情这个示弱者，“搞得像选秀节目一样。”她感到整个面试流程被冒犯了，“不成功就可以讲故事吗？这对别的学生公平吗？”

　　她也不认可“成功”这个目标本身。曾有个学生要加她QQ好友，签名让她心里一惊：“成功对我来讲如同空气一样重要，但我现在头被摁在水里，不能呼吸。”

　　在张晓玫看来，精英主义的教育方式，告诫每个人都要成功，这正是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择手段也要成功，而一旦失败，又不知如何自处。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科学家、工程师？

　　30多年前，当还在上幼儿园的张晓玫碰到“你将来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时，她也会回答“想当科学家”。

　　但现在，她更喜欢另一种可能性：有个女孩说想开花店，喜欢她的男孩说那我就做花店的送货员。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起来很平凡，却发自真心的愿望。

　　“做一个平凡但不平庸的人。”这是除了“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外，张晓玫给学生的另一道“招牌菜”。平凡是接受自己可以“不成功”，不平庸，是不放弃思考。

　　在一次次“晓玫午餐”中，张晓玫也发现，学生的确比较羡慕“有捷径可走的人”。这种捷径可能是爹、是颜、是超越规则的潜规则，而捷径的另一端就是人云亦云的“成功”。“马云”、“王思聪”，在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中，著名的投胎能手、成功人士是学生的羡慕对象。

　　刚回国时，她一度发现有学生比她还“苍老”，一位主动找她吃饭的本科生，抢着埋单，还对坚决不同意的张晓玫说：“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是学生请老师啊。”

　　她看不惯有些车辆在学校门口看见红灯不停，就当面去和司机对峙。学生劝她还是不要“太直”为好。

　　但她渐渐也能理解学生了：“社会是浮躁的，教育是受害者。”曾有学生告诉她，去某大行面试，直接要求脱了鞋量身高，长相和身高是选人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能力。

　　十几年前，当张晓玫自己还是一个财大金融系的本科生时， 她的学习状态，更像进阶版的高中。 她顺利进入了日本经济学排名第一的一桥大学。在日本这所大学，她学会了质疑、辩论。

　　当年读本科的时候，她认为老师、书本说的都是对的。她现在会在课上对学生说：“老师的观点，你们都可以怀疑。”

　　从一个心思简单的乖学生，到被问题“困扰”的“胡思乱想”的学生，张晓玫觉得后者是可取的。转变的过程中，迷茫和焦虑不可避免，但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和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张晓玫想告诉学生这一点。

　　她的种种努力——午餐、讨论课、鼓励怀疑以及早早地给学生说一些似乎超越其年龄和地位的“大道理”，这到底有多少作用，张晓玫自己也拿不准。多年来，她坚持一个教育理念：“我不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能尽可能改变我教的学生。”

　　10年前，她20多岁，也是个前途未卜、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博士学位的学生（张晓玫后来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一桥大学建校123年来颁发的第52个）。她跟着导师满欧洲做项目，有一次在意大利，访谈对象临时有事。突然空下来，她就买了张票，从西西里登船，驶往地中海的一座小岛。这是一片游客稀少的古迹，历经千年的断壁残垣默然矗立。

　　目睹这种景象，一种人看到繁华虚无，另一种人看到人类的努力终究还是能留下些什么。张晓玫说自己是后一种。

　　“想做的事情，能做一点是一点。”那天，在那座不知名字的岛上，张晓玫突然有了这种感慨。（程曼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