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两小时，调解要几天

　　3月18日清晨，记者一路驱车来到周至县哑柏镇。在镇政府院子东侧，哑柏人民法庭的两层小楼矗立在葱郁的树木身后，并不显眼。进入一楼一间办公室，一位身材微胖、满脸笑容的中年男子迎了上来，他就是哑柏人民法庭庭长王选军。

　　“正在整理一起案件的结案材料。”王选军向记者介绍起自己的工作，作为周至县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哑柏人民法庭承担着周边7个乡镇近18万人的审判工作。法庭只有4名法官，2名书记员，1名法警。法庭虽小，去年却受理了368件案件，王选军一人就办结了123件，且无一发回重审或被改判。成绩斐然，但用王选军的话说就是“内心的挣扎难以言说”。

　　王选军1986年起就来到法院工作，先后在多个岗位任职，如今正好是第30个年头。由于基层法官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从文书送达、庭前调解，到开庭宣判、催促执行，千头万绪，而且派出法庭的法官面对的是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村民，案件多是家务事、邻里纠纷，许多案件即使事实清楚，处理起来也十分棘手。“几乎每个案件都如履薄冰，审理只需两小时，调解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王选军说道。

　　“我今天整理的这个案件刚结案不久，但中间的波折现在想起来还头疼呢。”王选军谈到案件时语调明显提高了许多，但语速仍不徐不疾。去年年末，竹峪镇的王某作为包工头在为一户人家建房搭建脚手架时，被一名雇工手中不慎掉落的钢管砸中头部，送至医院抢救。王某家人遂将另一名包工头、房主、当事雇工共三人告上法庭。

　　哑柏法庭开庭后仅仅数日，原告王某忽然死亡。原告家属亲戚二十几人在法庭院子里情绪激动，扬言要将遗体拉往三名被告家中。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王选军和同事积极联系被告及其代理人，在原被告双方间不断斡旋调解，释明法律规定，要求被告在两日内履行先予执行裁定，解决原告王某的丧葬费。被告先行支付3万元后，原告家属却又提出要一次性支付30万元赔偿金，对于这一诉求，被告并不接受。谁料，原告一家家属二三十人披麻戴孝聚集在法庭门口。这让王选军和同事们倍感无奈，他们又联系村干部，一起反复做工作，双方这才达成口头协定，被告一次性支付24万元。协议虽然达成了，但原告未拿到现钱迟迟不肯埋葬死者，事态随时都有可能失控。

　　“作为一名法官，如果把民事案件办成了刑事案件，那是最大的失败。”王选军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确保案结事了，他和同事们又经过两周的辛苦工作，使被告兑现了赔偿，这才使死者安息。案件圆满解决后，原被告双方都向哑柏法庭的法官们表示了感谢，“双方家里都说要请我们吃饭嘞。”王选军笑着说，这让他感到工作再苦再累都值得。

　　卖力不讨好是经常的事

　　基层法官卖力不讨好是经常的事，有时候甚至受到污蔑或威胁。就在几天前，王选军审理了一起离婚案件。开庭当天，男子纠集20多人围在法院门口，言辞激烈，坚决不同意离婚。王选军经过耐心调解，男子立下改过自新的保证，女子这才同意撤诉，但女子并不同意回家。该名女子被法警送出后便到西安打工去了。眼看妻子不见了，男子气急败坏，对王选军不依不饶：“你把我媳妇送走了，你要负责给我找回来！”并且散布谣言“我媳妇在法院有人，法院袒护她”。

　　很多时候双方不懂法律、对于判决的期望值都很高的时候，往往导致法官在案件宣判后里外不是人。“许多当事人不停地骚扰法官，甚至采取报复性的信访。遇到这种情况，法官还需要对已经处理的案子写一个报告，写我为什么这么判，当事人又为什么上访。想到自己依法办事，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心里很不是滋味。”王选军摇着头说道，“如果法官仅仅依法做居中裁判的工作，压力会小很多。可现实是，基层法官要成为‘多面手’，既要依法审案，还要注意普法教育，做到案结事了。”

　　不知不觉中，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中午告别的时候，王选军坦言，虽然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状态比较挣扎，有时候还对未来有一丝惆怅，但匡扶正义的职业理想未曾磨灭，他还会坚守法官这个职业，“干了30年，割舍不下呀。”

　　 记者手记

　　离开哑柏镇的路上，记者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普通人眼里，法官是一个高大上的职业，正襟危坐在法庭上，询问当事人，敲着法槌。但从王选军这样的基层法官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责任、担当、挣扎、迷茫交织在一起的工作生活状态，他们在压力中前行，在责任中坚守。

　　近年来，基层法官生存现状堪忧的消息比比皆是，审判任务远超个人负荷，而且常常被跟踪、谩骂、攻击甚至殴打，收入与工作量不匹配，法官还得承担调解员角色等都不同程度影响到法官的生存状态。在感叹这些的同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和认同。基层法院是人民司法事业的根基，关注基层法官、特别是派出法庭法官的生存状态不能止于口号，要给基层法官以切实的温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张英 实习生 沈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