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护士的数十年

　　单彩玲的经历对于“老护士”王克荣来说已司空见惯。30多年来，王克荣护理过26种传染病患者5万多人。怕患者找不到她，手机从没换过号码，24小时开机，其中有700多个电话号码都是艾滋病患者的。

　　王克荣从1984年毕业做起护士，1997年被调到艾滋病的护理岗位。刚开始进病房，她也进入了一级戒备：要用眼镜、帽子、口罩、橡皮手套、隔离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意外的是，王克荣真正接触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就改变了她的想法：老李是一个炼钢厂的车间主任，一次在向熔钢的炉子里放废旧钢铁时，一个日本时期留下的炸弹引发了爆炸，为了抢救同事和设备，老李被烧伤了，因为手术中输入大量血浆，他意外感染了艾滋病。“英雄老李应该得到最好的服务。”王克荣开始尝试走进她的病人。

　　“尊重、接纳、保密”，而不是盲目地安慰，这让王克荣的病人获得了安全感。除了普通护士的高压高强度工作，王克荣的工作还包括对艾滋病患者的人文关怀。

　　她创建了适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艾滋病患者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的综合护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医院艾滋病门诊护理模式。

　　王克荣是中国第一位荣获“贝利·马丁奖”（艾滋病防治工作国际最高奖）的护士，对于护士高压高强度的工作，她说：“专业操作和人文关怀是护士必备的南丁格尔精神。”

　　高压低保障成为职业痛点

　　单彩玲、王克荣都是万千白衣天使中的一员。“年轻、外地人、编制外”，单彩玲代表了如今城市中大多数护士的状况。月底看着工资条的时候，她经常很发愁。“白衣天使”的标签，让她们被寄予很高的职业期待，但高压、高强度、低保障却是职业常态。

　　“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术室群体，我们暴露在激光、射线、烟雾这些对身体有危害的环境中，长期倒班的影响更不用说，几年下来就会出现职业病。这几年医患矛盾越来越严重，病人指望医生给看病，很多时候怨气就撒在护士身上，面对指责甚至打骂我们也只能忍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护士谢静（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是同事里难得的北京本地人，她说很少有北京的父母舍得让孩子当护士，即使来了也很容易辞职。

　　所以这些医院的护士，大多是外地人。她们不仅面临离家远、生活成本高的难题，还时常因为节假日加班不能回家。今年春节，单彩玲虽然没有被排到白班和夜班，却因为要备班，也只能一个人在北京过节。

　　而护士群体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还在于普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据了解，在大多数公立医院，护士一直是缺口最大的人员之一，加上公立医院不断扩大规模，招收了大量的编制外护士，并且实行编制内护士和编外合同制护士双轨管理模式，这些劳务派遣制的护士普遍遭遇同工不同酬、职业晋升受阻等困境。

　　“正式工和合同工的差别主要在绩效奖金。我们的奖金很大一部分靠科室效益，但每个季度、重大节日时只有正式工才有奖金，公积金、保险等基础福利也相差很多，干的活却是一样的。”单彩玲工作3年，如此高强度工作每月工资到手也才4500元左右，但每季度5000元左右的奖金却没有她的份。

　　低工资低保障的同时，护士的业务水平却要逐年提高。据王克荣介绍，护士一般有年度操作考核、季度理论考试、每月科室考核、每天晨会提问、流行新病种考核等等，对护士的专业性要求很高。

　　单彩玲说她刚到儿科ICU病房的时候，有个小孩子身上插满了各种管路，半昏迷中躁动不安，因为连续挂水，手上已经找不到可以扎针的地方了。单彩玲一不小心没下准针，虽然这种情况下情有可原，但是想到病房外孩子的父母没日没夜的驻守，她觉得特别愧疚。

　　“提起护理，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扎针、输液、配药。但实际上，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很强，护士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单彩玲说。

　　“护士生存状态的改善，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王克荣说，不能因为别人不理解、工资奖金低，就否定自己的职业价值，但她也期待，职业精神的传承能够和职业状态的改善同步起来。（中工网记者 彭文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