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2周年。提及“两弹”（原子弹、氢弹）试验，我就会想起防化兵的那段经历。而谈起防化兵，也自然会想到我们的连长张天祥。

　　张天祥是1956年从北京怀柔县入伍的，刚开始他在北京长辛店装甲兵研究院坦克一校任教员。1964年6月，奉命从北京赴新疆罗布泊，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在防化营四连任技术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他驾驶坦克第一个冲向发射现场，用装置在坦克内的仪器，测量并记录核爆炸后的核辐射剂量数据，然后返回营地。

　　为了挺起中华民族伟岸的脊梁，在罗布泊——这片彰显共和国尊严的土地上，连长曾先后参加了10次核试验。他带领连队的战士们顶风沙，斗寒暑，风餐露宿，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殷殷汗水、聪明和才智，和所有奋战在试验前线的同志一起，引来惊天巨响，托出朵朵蘑菇云，圆了共和国的“两弹”梦。

　　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回想往事，当年部队的生活和连长张天祥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1968年3月，我和西安100余名应征青年，经过严格的政审、体检，来到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我们37名新兵被分配到8023部队防化营四连。我们四连的任务是在原子弹爆炸后，以班为单位，分乘装甲车到爆心记录数据，收回仪器，并牵走试验的猴子和兔子返回营地。我们刚到四连不久，张天祥便从技术员提拔为连长。记得第一次进入罗布泊核试验场，连长便领着我们参观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这是一个方圆30米又大又深的坑，表面的土和沙石被烧得焦黑。当时安放原子弹的铁架，只剩下底座和被扭曲成麻花状的下半部分。连长说，坑的周围及10米深处，原子弹放射性衰变仍在继续，附近受到核辐射的田鼠畸形发育，长得像小狗一样大。据连长回忆，1964年6月26日，由北京运抵罗布泊的铁塔安装完毕，102米高的铁塔，成为核试验场的一大景观。同年10月4日，原子弹运到罗布泊并装上铁塔。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随着试验场主控站喇叭传出倒计时的声音：“7、6、5、4、3、2、1，起爆！”只见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火球中，蘑菇云翻滚着，升腾着，直刺蓝天。在罗布泊现场观看的解放军指战员应声跃起，激动地将军帽抛向空中，欢呼声此起彼伏。时任现场总指挥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拿起专线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核爆炸成功了！”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印发了“号外”。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传遍了祖国大地。

　　为了保证在原子弹试验时，能准确无误地取样和采集数据，在进入罗布泊核试验场前，我们防化兵每天要进行数次演练，甚至还要蒙着眼睛拆装探测仪，寻找提前藏好的放射源。然而，更艰苦的是模拟训练。身上穿着手脚连为一体的防护服，头上戴着酷似大象鼻子的防毒面具。我闻到橡胶味就恶心想吐，有时来不及摘下面具就吐了，吐出的污秽物堵住了通气活门，只好摘下防毒面具甩甩再戴上苦练。说句心里话，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兵，真受不了这些苦，总想找个借口提前复原回家。每逢有这些想法时，连长便来到班里和我们促膝谈心。用他童年在旧社会给地主干活，吃不饱、穿不暖的切身体会来教育我们，启发我们的阶级觉悟，调动我们的训练积极性。为了规范我们的演练动作，连长穿上防化服不厌其烦地一边讲解，一边做着示范动作，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

　　连长常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他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到。记得1971年1月5日，我们防化四连到新疆博斯腾湖进行“下风”训练（原子弹爆炸后，测量从爆心吹往下风方向的放射性灰尘数据）。班长王金生驾驶的装甲车在湖边湿地行驶时，突然陷进湖边的泥潭无法自拔。对这个越陷越深的铁家伙大家束手无策。这时，随车指导训练的张连长，挽起裤腿，跳入寒冷刺骨的泥潭中，把随车带的木桩扛到距装甲车前方5米远的地方，挖了个60公分深的坑，把木桩埋好，再把钢丝绳栓在木桩上，另一端挂在车前的铁钩处，然后亲自发动车，利用钢丝绳的拉力缓缓向前行驶一段距离，将木桩再向前移上几米，用同样的方法使装甲车再行驶几米，就这样反复几次，终于将装甲车驶出了泥潭。

　　张连长不仅在我国核试验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天门阅兵时，也作出了惊人之举。那是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大阅兵时，连长（当时是教员）驾驶的老苏式坦克组成坦克方队，在经过天安门时，他驾驶的坦克发动机突然熄火，如果一个坦克掉队，将会影响整个方队阵容，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紧急关头，连长灵机一动，利用坦克内高压空气瓶气流的高压顶着发动机工作，硬是坚持走完天安门这段路程。事后，装甲兵研究院的领导给他荣记二等功以示表彰。

　　连长啊，我们的连长，您的谆谆教导我一直都记得，“两弹”精神永远是激励我勇敢前行的强大动力！

　　（1968年3月由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入伍，1975年转业到国营西安延光机械厂 张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