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死,也要穿着警服”

　　中午吃饭的时候,罗桑打开了他的背包。

　　背包里除了充电器、笔记本,还有一把一把的药片。盐酸二甲双胍、雷贝拉唑纳肠溶片、甲钴胺片……拗口的名称下,是他几乎遍布全身的疾病。

　　糖尿病、早期肝硬化、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胃球部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眼睑结膜结石……在一份身体检查手册中,如果某个脏器查出有问题,就会在身体图示旁打一个感叹号,罗桑的图片上,感叹号布满了全图。

　　2009年初,罗桑的身体越来越瘦,饭量减少,长期呕吐。在那个雪夜抓捕行动的前夕,他就感觉到头晕眼花,却误以为自己只是高原反应。

　　拖到了4月,虫草采挖期开始,他担心草山纠纷,把检查推迟到采挖期后。那段时间恰逢新来的民警一到岗就发生严重的高原反应,罗桑把他送回县城抢救,新民警捡回一条命,罗桑却晕倒在旅馆中。

　　“我是真心喜欢这份职业,舍不得请假啊。”买了10瓶矿泉水,猛灌一通,他又回到了派出所。

　　2010年2月,罗桑夜里常常痛得冒汗,呕吐次数越来越多。想到去大医院路途遥远,而即将到来的又是一年中的虫草采挖期,枪支隐患还没有解决,他将体检计划推迟到了6月。

　　那年9月,他终于去了州医院,切除了胆囊,同时被检查出还患有早期肝硬化、2型糖尿病。

　　听说他病了,章龙村一位牧民骑着摩托车跑了500公里,跑了整整一天,专程去州医院看望他。

　　“他就是我们的亲兄弟啊,他病了,我们着急。”这位牧民曾是罗桑教育转化的一个对象,看到他风尘仆仆的样子,从怀中取出乡亲们一点点积攒的5斤酥油,罗桑的眼睛湿润了。

　　两个月后,他转到成都住院治疗。到了2011年元月,病情好转,医生同意出院,但要求必须在成都休养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就想赶快回到草原上,回到牧民家里喝上一碗奶茶,和他们唠唠家常,也特别想念同事,想念我的警服和配枪。”他说。

　　休养的日子,罗桑时常出去锻炼。说是锻炼,其实就是想看看警察兄弟们的巡逻车。他总爱去执法的现场,装成一个围观群众看别人执法。

　　有一天,站在成都春熙路的天桥上,看着车来车往,罗桑哭了。“人们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我的生命却耗费在治病、休养上,这样的日子活着没有意义……”

　　“即使死都要穿着警服死。”罗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归队。

　　那段时间,单位刚好有一个案件要去北京抓捕嫌疑人,他主动请战,领导拗不过答应了。罗桑终于如愿以偿,再次回归警队。

　　回到甘孜,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县公安局把他调到了县里。

　　“现在身体好些了吗?”记者问他。

　　他微笑没说话,用手把牙齿一抠,一连几个假牙被抠了下来,记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一边笑着将牙齿装回去,一边说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调回县里,虽然海拔低了,工作强度却并未减小。别人问起他的病情,他总说没事。许多次,同事看见他痛得蜷成一团,额头浸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接下来的日子,他又陆续被查出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代偿期肝硬化、2型糖尿病酮酸中毒……大大小小14种病折磨着他,他依然扛着。

　　病魔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更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治病,他卖掉了母亲留给他的在德格县的一套藏房,又卖掉了单位分给他的一套福利住房。然而这些钱在重病面前,依然显得微薄,州公安局和县公安局连续两次组织为他捐款。

　　没有了家的罗桑,如今吃住在公安局,落寞的身影常常让同事揪心。

　　“只要不让我脱下这身警服,承受这些没有问题。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警察,现在如愿了,应该知足和珍惜这一切。在我病得最重时,是领导、同事的支持鼓励让我挺过来,重新穿上警服。唯一能回报的,只有认真工作。”

　　他的宿舍陈设再简单不过,散放着药瓶和书籍。然而,这个看似粗枝大叶的男人,每天回到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掸干净警服上的灰尘,整整齐齐地叠得有棱有角。

　　2014年至今,罗桑在拖坝派出所工作。

　　拖坝乡是甘孜州的东大门,盗抢车辆人员多,又是流动人口聚集地。面对这块“硬骨头”,罗桑却有说不出的开心。

　　“让你担重任,是认可你的能力。”他白天既要开展派出所各项工作,还要开展卡点查缉和治安巡逻。他最怕别人问起他的病情,生怕因为得病而被调整工作。

　　“医生告诫我,肝病和糖尿病必须好好休息,规律生活,但警察这一职业不容你好好休息,更谈不上规律的生活。这些年,我的病全靠药物控制,时好时坏。其实在警察队伍里,在甘孜,比我辛苦的同事太多了,我这不算什么。”天色渐暗,罗桑点燃了一支烟。

　　他说自己一直戒不掉这个习惯。也许对于这个孤独的男人来说,烟,更像是一种陪伴。

　　离开大德乡返回县城的路上,汽车开出了五六公里后突然停下来。向后一望,只见一群骑着摩托车的老百姓还跟在后面。

　　“快回去了,快回去了。”罗桑不停地劝他们走,眼泪闪着泪光。(参与采写:柴子凡 本报记者吴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