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证明他“不是”

　　“从专业的角度，这种问题的技术原理，是在同时检测情绪和记忆。最早的心理测试专注于情绪，但是后来科研成果显示，情绪和记忆都是可以检测的，它们分属两种功能，情绪是原始脑功能，这是无法控制的，记忆则是可以控制的。做了这个事情的人和没做这个事情的人，而且它无法抹去，就算受测者再怎么反测试，也没法消除掉自己的记忆。”崔燕平说，很多人可以做到内心波涛汹涌而脸上波澜不兴，但是一旦发现受测人在每一个问题上，情绪都表现得波涛汹涌，那么就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他在反测试”。

　　“可能有的嫌疑人会想，‘只要我故意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让自己的情绪激动一下，将测试结果搅乱，警察就发现不了’，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崔燕平说，首先做这个测试的目的是要排除嫌疑，“这也就是我说的，我是在帮助每一个受测者摆脱嫌疑，我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如果对方不配合，那么自然，今后民警的工作重心就是此人。其次，情绪和记忆并不能如想象中的那样容易控制，由自己主观控制的，和真正遇到刺激的反应，相差很大。

　　在工作中，测试民警最忌讳的是“先入为主”，将某个受测者首先想象成真正的嫌疑人。她告诉记者，这种心理测试，想要将结果往某个目的上“贴”，是很容易的，但是“贴”来“贴”去，肯定会造成误报，为了获得真正准确的结果，民警首先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受测者的角度，以他的身份去想问题。“我们实际上不是要找出谁，而是在排除谁，排除到最后，那个排除不掉的，才是办案民警的工作重点。”

　　■测试问题唤醒肇事人良知

　　两个外来务工人员，刚刚下了火车，却迷了路，莫名其妙地走上了立交桥的机动车道，结果被一辆正常行驶的车子撞上。肇事车上是兄弟两人，下车后慌里慌张将两名伤员抬上车，送进了医院，之后才报了警。最后一人抢救无效死亡，另一人重伤。肇事方表示，肯定该赔多少赔多少。案子本来可以就此结案，移送检察院，将司机按交通肇事罪起诉，赔偿款也势必很快到位，死伤者家属也没有多余要求。

　　然而取证时，一名现场目击者所说的“司机说他没本儿”，让案子复杂起来。车上两人是兄弟俩，哥哥是公司老板，确实没驾照，弟弟就是给他开车的司机。除了目击者的一句证言，其他细节全没有，案子又被送到了崔燕平的手上。

　　兄弟两人都属于心理素质不错的，而且背景很清楚：哥哥若是进去了，一大家子今后的开销都成了问题。

　　兄弟俩的测试题目相似。接受测试的哥哥在“动了车，开了车，从左前门下车”等问题都有明确的反应，而弟弟则在“从右前门下车”上出现反应，谁是司机，已经一目了然。但可惜的是，即使所有警察都认定真正的肇事者，只要没有后续的证据，案子很难被移送审查起诉。

　　如何才能说服他们讲出真相？崔燕平又设计了后续的问题。果然，接受测试的弟弟，在“不愿意坐牢，被父母逼着顶罪”等问题上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反应，而针对哥哥的，则是一连串试图唤起他内心愧疚感的问题。

　　测试之后，二人一同回家。截至此时此刻，所有民警都心知肚明真正的肇事者，于是决定，围绕真正肇事者开展工作。就在民警再次展开调查之际，第二天，哥哥在心灵挣扎了一夜之后，走进交通队自首，供述了事发时无照驾驶的全部过程。

　　医科大学毕业的崔燕平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医生，却在毕业那年一次坐地铁的时候，偶然在车站书报摊上买了一本介绍女法医工作的报告文学。于是，十多年后，北京便有了这样一名“读心女警”。十多年的工作，无数案件的侦破让崔燕平职业成就感爆棚，也让她不可避免地得了职业病：不管跟谁说话，都会仔细观察对方，总要试图一眼看穿对方的内心。她同时还是一名二级心理咨询师，业余时间义务给同事们开展心理咨询，倾听同事们的诉说，缓解大伙儿的紧张工作情绪——这技能，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本报记者 安然 文并图 J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