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什么社会上仍然觉得工人不是一份体面工作？李守镇指出，这与现状相关，“从低级技师到中级技师，差不多要13年。然而，如果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进了公务员队伍，13年基本可以从一名普通科员成为处级干部。”

　　李守镇认为，正是这种不公平使得工人这一职业受欢迎程度下降。他强调指出，一定要打通技术工人的上升渠道，让普通职工有奔头、有信心、有动力。

　　“要进一步畅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通道，就要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提供良好土壤。”李守镇告诉记者，今年他递交了相关提案，呼吁在高级技师之上设立“教授级技师”。

　　李守镇表示，应该借鉴“欧洲资格框架”经验，探索建立我国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认定框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给予合理的评价和使用。做好《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行）》的实施监督和经验总结，逐步向其他领域推开，促进人才流动和发展。完善技术工人职称认证体系，适当缩短从初级工到技师（13年）的进阶年限要求，在高级技师之上设立“教授级技师”，打破技术工人职称晋级“天花板”。

　　———激励机制———

　　高技能人才应共享企业成果

　　“一些企业的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家出台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落实。”全国政协委员许启金坦陈，一些企业加班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大、福利待遇差，职工不能接受；一些企业自行制定的政策总是向管理层倾斜，工资基数、奖金系数普遍高于技术工人。这样就无形中形成了社会地位差别、收入差距，造成技术工人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也是有些青年人不愿当工人、不愿学技术的原因。

　　许启金指出，当今社会是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是发展方向，高精尖制造产品是占领市场的必然。然而，一些企业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致使企业职工参与企业质量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在技术创新上缺少必要的研发经费，辛勤研发技术成果但研发人员收益很小，技术成果转化没有明确的利益分配制度。

　　“企业应该鼓励职工积极参与企业质量管理，对在开发新产品、研发技术成果上给予资金支持，对在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提高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方面做出贡献的职工给予表彰和奖励。”许启金指出，要将企业发展与高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要为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提高相应报酬，充分体现高技能人才的获得感、归属感和主人翁地位。　　在他看来，政府和企业还应设立人才培养成果奖。通过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培养和选拔高技能人才，促进专业技术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对在人才培养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指导师傅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例如，除奖励在技能竞赛中获奖的人员外，还应奖励其指导师傅、教练，授予“最佳师徒”“名师高徒”等荣誉称号。

　　全国政协委员张恒珍表示，即便是在央企、国企，一线技术工人的跳槽现象依然存在。最夸张的一次，一家外企挖走了其所在岗位5个值班长中的4个，“80%的生产骨干一下就空了。”

　　张恒珍呼吁，应通过政策上完善、舆论上引导、制度上保障等措施，让技术技能人才更加体面地工作、更好更快地成长，使崇尚劳动成为全社会的情感认同和自觉行动。

　　李守镇在提案中表示，要切实加大《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的落实力度，推动企业建立向技术工人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企业通过设立金牌工人、主任技师、首席技师等制度安排，畅通和拓宽一线工人成长通道，强化技能要素参与分配；建立政府资助培训资金，可推广政府统筹用失业保险基金和就业专项资金开展社会化专项培训、用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培训。设立“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发展专项资金”，鼓励工会经费、社会资金投入。

　　———人才政策———

　　为技术工人留“一席之地”

　　“技术学再好，在实际问题面前我们还是很无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李丰告诉记者，一线技术工人的出走有很多原因，收入只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出于生活和政策层面的现实考虑。

　　“我们公司几乎每个部门都有一两个技术顶尖人才，在我们这个行业，像这样的人才是非常紧缺的。”他说，虽然熊猫集团对于稳定人才队伍下了很大的力气，技术人才相对比较安心，不过就其对上海制造业的了解，很多类似的技术人才在上海打拼多年后，最终却不得不选择回老家。

　　“很多技术工人是农民工，刚进城时没结婚，在上海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好不容易奋斗到了一定程度，孩子却到了入学年龄，等上完初中，就因为户口等问题必须回老家上学。”李丰说，落户、孩子教育、住房这些都是横亘在上海和故乡之间的一道“山沟”，能申请到人才公寓和落户的就能安心地留在“沟”的这一边，而假如申请不到，那就只能离开。

　　“现在很多区都建了人才公寓，但因为总量有限，指标大多给了高学历硕博和海归。”李丰说，像他们公司的技工人才，有些技能水平可以傲视全行业，但至今只能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或者自己在外面租房，工资收入撑不起生活的成本。“不是没有申请过人才公寓，太难了。”因为很多区政府规划的人才公寓从一开始就设置了学历门槛，而技术工人的专科学历在高学历科研人才、金融海归人才面前，几乎没有竞争力。

　　“上海要发展先进制造业，能不能在社会公共服务托底保障上给一线技术工人留下一席之地？”这是李丰的困惑，也是经济学家张兆安代表思考的命题。

　　“我们正处在经济转型关键期，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传统产业必须升级换代。”张兆安代表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二，可以说，工业化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目前我国正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人口红利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依靠廉价、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已不可持续。从经济结构和产业机构来看，目前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而制造业、农业比重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没有了人口红利，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也面临转型升级，人才素质和技能亟需提升。

　　他认为，制造业产业工人的“出走”现象将对我国工业的长足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在“制造强国”战略下，产业工人一定是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重要支撑力量。纵观近年来各地政府出台的人才政策，都表明各级政府求才若渴、广纳英才。“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人才的具体生活问题，譬如孩子入学、医疗等，创造出适合人才发展的‘土壤’。”他指出，目前的人才保障政策更多聚焦于科学、金融方面人才及海归，在扶持吸引工匠型人才上，依然存在短板。

　　他呼吁，加强对工匠型人才、技术工人的社会公共服务托底保障，从价值导向上，在全社会营造对技术工人的“偏爱”，这样才能让家长放心孩子报考职业学校、选择当工人。

　　———职业教育———

　　建立与高校人才培养互通机制

　　李守镇指出，只有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才能解决高素质产业工人的来源问题，才能让工人队伍不断档。

　　“要进一步落实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将职业教育延伸到本科、研究生等层次，建立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的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互通机制。”李守镇表示，要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中，吸纳全国总工会等群团组织作为参与单位或列席有关会议。将职业教育延伸到本科、研究生等层次，消除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的误区。优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招生规模可适当向职业教育倾斜，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招生可同步进行。

　　李守镇建议，建立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的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互通机制，加快推动开放中等职业教育生源流向普通高中与普通高等教育通道，同时打开高等职业专科、应用技术本科向普通本科院校互通渠道，实现教育生源、教学资源深入流通。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集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企业等资源为一体，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加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督导评价，对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提取和使用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将相关结果列入厂务公开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