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过去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和工人的利益比较一致，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属企业——相当于今天的央企，企业负责人的工资收入，同普通工人相差最多也不会超过6倍。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初工厂恢复奖金后，还有红头文件规定：厂长的奖金不得超过工人奖金的2.5倍，历史形成了国企劳资矛盾较少的“大锅饭”。20年前《劳动法》实施后，工会推行企业建立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选择的对象都是国有企业，以致让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感到不解：集体合同制度应在用工不规范的民营企业推进，国有企业有必要搞集体合同吗？岂不知正是因为国企不存在那么大的分配差别，所以建立集体合同制度不会受到阻力。

　　然而，市场需要赋予企业更多的分配自主权。尤其是烟草大王诸时健的遭遇，推动了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的改革。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破除国企“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积弊，为国企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但职工参与分配制度制定却没有进步，而且当企业完成了改制攻坚任务后，所剩下的国企基本上都形成集团式的上下贯通的企业，上级公司给下级公司下拨工资总额，对于基层的职工来说，改变不了分配制度，就不太可能实质性地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因为，基层的职工不可能越级去和上级公司集体协商，所以国有企业的劳动者难以参与分配制度的制定，造成了企业分配的不公平愈演愈烈。

　　对于民营企业，当职工民主觉悟提高后，会主动参与企业的分配制度制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或是发现分配不合理可以“用脚投票”。但对于国企来说，虽然职工民主觉悟相对比较高，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得也比较好，可唯独参与分配制度的制定没有可行的办法，只能依赖于任命企业负责人的政府干预了。

　　假如真像专家所说的国企薪酬交给市场决定，那么职工要得到公平的分配制度，需要解决怎样参与制度制定的问题，加大职工参与分配制度制定的力度。（金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