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时评：涨工资应成为“规定动作”

本网评论员 王宪

　　时下有一种现象，各行业的工资调整，都要自己先呼吁造势，以此引起重视，然后才有可能涨薪成功。今年两会上公务员涨工资声势不小，估计调整为时不远。其间，《人民日报》长篇文章呼吁“居民养老金，何时能涨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现状，已经形成“每涨必喊”的怪圈。

　　平心而论，谁家也没有到拮据窘迫的程度，都是希望再多拿一点，过得更滋润一些。即使行业收入排名前列的员工，对调涨工资也不会拱手相让。不闹就等于放弃，于是，饥的饱的都喊饿。

　　这样，就形成一种怪现象的循环，不管工资高还是低，也不管低于自己收入的同等人有多少，隔三差五就得闹一闹。闹了就会有结果。

　　中国人有顾脸面、知羞耻的传统，在朋友邻里交往中，催要还钱是一件颇费思量和尴尬的事，那还是自己的钱。为什么到了呼吁涨工资就能肆无忌惮呢？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针对的是私人，一个是公家。即使对公，张口要钱，对我们这个长期信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民族，也不应是理直气壮的事。哪来的勇气让我们把私下争小团体利益的议论，变为最高殿堂堂而皇之的发声，原因之一就在于，一段时间来，职工工资已经偏离了国家统一调整的轨道。

　　按理说，国家不缺乏工资制定和调整的部门和人才，在大数据和小数据结合的时代，制定调整方案也不是难事。可就是再难见到统一调整工资的政策，或许是囿于多年来形成的“谁呼吁-调整谁”这样一种机制。

　　改革开放之初，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在工业企业也实行了承包制。由于无法平衡地区和行业的差异，导致同类企业承包基数差异过大，影响了部分企业积极性的发挥。也有人为的因素，口齿伶俐的厂长往往被调低承包指标。当时称为“鞭打快牛”和“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这种影响直接折射到当前的涨工资上。

　　人事工资，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调涨工资，既不是安抚慰问，也不是人情往来，更不同于申报职称和打官司。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体现，是普惠的改革红利，没必要由个人和小团体主张搞“自选动作”，也不应分出先后次序，而应成为同时进行的“规定动作”。它既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但也能使人心灰意冷充满怨怼。如今人们为涨工资顾不得尊严体面，街巷也议，登高也呼，闹到几近庸俗的程度，不是国家和民众的幸事，有形成新酱缸文化的趋势。相比之下，经历过阵痛的企业职工稍体面些，可以坐下来就工资上涨进行集体协商。

　　目前，职务、职称工资变动已实现了经常化。基础工资这部分，不仅存在不能统筹兼顾统一调涨的问题，也存在合理的级差，不能按工龄或其他指标正常调整的欠缺。和调基数相比，级差进档简单又实用，但在一些单位就是没有做，使二十多年的老工程师和工作没几年的小青年同享一档工资。在这些单位，职工收入提高体现在奖金上涨的幅度上。一旦退休，很受影响。

　　影响工资基数上调的因素，主要是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和物价上涨指数。可不可以考虑和五年规划一起出台工资调涨方案，或像企业一样规定每年职工工资上涨不低于多少的比例。还可以借鉴燃油调价的办法，连续多长时间物价平均上涨多少，工资自动上涨多少。制定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中长期工资方案，让每个干部职工都心中有数。既可避免各行业周期性轮番闹工资的怪相，也让代表委员不再为五斗米折腰，能静下心来真正议些大事。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