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公函维权”无疑是舆论的关键词之一。1月11日，因妊娠在北医三院住院的中科院女博士杨某在医院死亡。因为先后三份官方声明的出现，此事迅速在网上发酵。先是死者单位中科院理化所首先发函，请医院给出调查结论；接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回应，称死者家属严重扰乱秩序；而后，中国医师协会发声力挺院方，质疑中科院理化所发声的程序合理性。而死者丈夫则发文否认网帖“指控”的聚众闹事和巨额索赔。这场看似平常的医疗纠纷，由于涉及中科院理化所、北医三院、中国医师协会三个全国知名单位而备受关注，而整个事件也在各方的相互撕扯和不断反转中，越发扑朔迷离。

　　有人看到了公函背后的“维权窘境”，指出正是源于正常维权路径的“梗阻”以及相关程序的复杂等现实，才有了公函维权的无奈选择；有人则肯定了此类“公家出面”的第三方维权模式，认为相对于个人维权的单打独斗，单位的出现更加理性、规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医闹，也更能体现组织的“人情味”；还有声音认为“函来函往”是“用力过猛”，即使初衷很好，但如此高调的官方介入，只会予人口实，当事人亦难逃走关系、拼背景之嫌，因此，解决问题还是要让法律的回到法律，别让公文压倒真相；更有论调跳出了对“公函大战”本身的批判，将视角还原到人的生育权利上来，提出“在当今中国，还有多少不适合生育的女性，在有形无形的传统禁锢中铤而走险”的追问。

　　关于公函维权的是非争论，再次将医患纠纷这一沉重的话题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想来也是，之前还生龙活虎好端端一个人，转眼就猝死在医院里——不同于其他一些因身患重症或突遭意外而入院的病患，孕妇的死亡似乎更加令人难于接受，因而家属情绪激动可以理解。如今，真相还在路上，关于公函维权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但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彼此间的不信任，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纾解？

　　在调解医患纠纷的道路上，每一件个案发生后，都可能会经历如此这般条分缕析的梳理与剖析。这一过程中，寻找真相只是第一步，从错误中学习和进步，有所启发和思考，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彼岸”，而非寻找指责的对象。

　　今日患者及其家庭所遭遇的不幸，或许依旧会发生在未来的医疗生活中。如何尽可能地将医患纠纷扼杀在摇篮里，避免如此的悲哀重现——对每个人而言，这样的思考都不该缺席。

　　具体而言，弥合医患间伤痕，调解医患关系，社会各方都责无旁贷：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思考和作为，让问题的解决回归客观、法治的轨道，并致力于打通解决纠纷的正途。此外，在一次次医患纠纷事件后，医患双方亦应该有所成长：医生不妨对患者的需求多上点儿心，对患者的抱怨多走走心，患者也应多一些医疗常识和危机意识，尊重医学，寻求在身体状况、医学规律和自身意愿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别因为一时任性而将自己推向医患纠纷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