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繁多的虚假、不诚信诉讼给正常的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巨大麻烦——不仅使无辜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受损，还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隐瞒他人早已归还部分款项的事实，向法院起诉要求还款，庭审时陈述前后矛盾，经法官释明仍一口咬定对方没还，结果被罚款3000元；合谋虚构债务120万元和厂房抵押，起诉至法院后申请调解，骗取厂房拍卖款……最后都因犯虚假诉讼罪被判刑——据6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首批91名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其中30人已被采取罚款、拘留等民事惩戒措施，52人被认定为犯罪予以刑事处罚，还有9人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6年至今，台州全市法院已排摸发现虚假诉讼线索362条，向公安机关移送202条。

　　近年来，虚假诉讼在各地时有发生。北京二中院发布的相关调研报告显示，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假官司”都会出现，花样繁多的虚假、不诚信诉讼给正常的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巨大麻烦——不仅使无辜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受损，还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台州法院披露的情况只是 “冰山一角”。

　　虚假诉讼不时发生，缘自一些人看中了司法文书的强制执行力，将其当成了非法获利、逃避债务甚至逃避监管的工具和通道——有人为了侵占企业财产，通过内外勾结，虚构诉讼标的，将一个小案件虚构成大案子，对多“套出”的财产进行“分肥”；有人为了多获取房屋拆迁补偿，通过诉讼渠道将房产的所有权人从一个人变更为多个，进而谋取多套房产或者货币补偿；有人为了逃避债务，将自己的财产通过诉讼程序判决给他人，导致债权人即使打赢了官司也因为债务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无法兑现；有人为了转移财产，与他人合谋签订假借款协议，然后通过打官司将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

　　虚假诉讼多为当事人之间有意合谋，隐蔽性强、取证难，因此比较难于发现，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现实中，多数虚假诉讼是事后发现的。比如，有的是公安机关在侦办其他案件中牵扯出来的，有的是因为当事人“分肥”不均自我暴露的，有的是监管部门审计或检查中发现反常“深挖”出来的。在法院改革立案制度，实行“立案登记制”后，立案相对容易了，于是虚假诉讼呈现出多发状态，不少虚假诉讼都成功蒙混过关，走完了诉讼程序甚至是执行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构筑起源头防范到事后遏制虚假诉讼的制度体系非常必要。

　　事实上，不少虚假诉讼并非没有迹象可寻。一些通过虚假诉讼尝过“甜头”的人，往往容易“故技重施”，在同一个地区、同一级法院通过对同类案件、同一当事人进行严格审查和比对，可以将部分虚假诉讼挡在立案之前；通过将虚假诉讼参与人列入“黑名单”实现信息共享，可以为其他法院识别虚假诉讼提供预警；通过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一团和气、质证时一方随意认可对方的证据等现象，可以发现蹊跷，进而对虚假诉讼进行识别；而通过对参与虚假诉讼的人进行追责，让其付出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法律方面的代价，则可以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

　　司法尊严不容亵渎，司法资源不容浪费和被利用。只有通过严密的制度体系、严厉的惩处，告诉那些试图通过虚假诉讼获利、把司法文书当成“通行证”的人此路不通，才能将虚假诉讼扼杀在摇篮中，才能把宝贵的司法资源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虚假诉讼就像侵入法治肌体的一颗“毒瘤”，污染了法治的“空气”和“土壤”，也威胁着法治的成长和健康。这样的“毒瘤”必须尽快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