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人民日报》引人瞩目地刊发了美国前首富比尔·盖茨的文章。题目很耐人寻味：《望中国企业家多帮穷人》。

    在文中，比尔·盖茨呼吁：只有当我们帮助穷人摆脱病困，全世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穷人投资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我相信，为穷人投资所获得的回报，和在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功一样精彩，甚至更有意义。

    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整个社会价值和信仰都面临修复或重建。比尔·盖茨的倡议会赢得积极回应。这方面，比尔·盖茨是榜样，他在成为世界首富后选择了激流勇退，将全部资产捐给自己名下的基金会扶危济困，其中包括目前正在中国推动的结核病防治事业。

    有人会习惯性拿比尔·盖茨和中国企业家做对比，最后丈量出两者在价值观层面的差异。假如再与暗流涌动的“仇富情绪”结合，则会进而形成对中国先富群体的集体问责乃至审判。

    的确，在改革开放35年过程中，中国出现的富豪质量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致富渠道不公开透明，甚至为富不仁，责任感缺位，沦为社会反面教材。比如2013年，全球奢侈品市场总容量达到创纪录的2170亿美元，而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为10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买走全球47%的奢侈品，成为最大客户。于是，这些习惯将相亲搞得像选妃、喜爱参加海天盛筵的人被贴上“土豪”的标签。

    这，当然值得先富群体乃至全社会警惕和反思。

    但由此引申出对整个企业家群体的质疑乃至道德绑架，显然过于肤浅和情绪化。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当比尔·盖茨决定将余生托付给公益事业时，他已创办了全世界最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并坐拥580亿美元身家。在财富公开、对超级富豪税负严苛的美国，或许完成一次向慈善的华丽转身是个人美德与健全制度的双重催化。

    在中国，企业的发展还在爬坡。从市场的角度，规模到利润都缺乏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加上外贸形势严峻，内需不畅，产能过剩严重，劳动力红利逐步终结，多数企业家当务之急是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靠科技创新重塑核心竞争力。

    已故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企业唯一的目标是创造客户。因此，它首先承担的是商业责任——首先是成为好的公司，满足顾客内在需求，为股东创造价值——当然一切经营管理活动都要合法。在成为好公司以后，则需要做好事，向企业公民前进，从优秀到卓越。

    因此，现阶段多数中国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面对消费型社会的形成，努力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打造世界知名品牌，为实业兴邦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现阶段其社会责任的担当不是忽视自己主要使命，超出能力范畴做慈善，甚至将公益异化为商业炒作的手段。公众不欢迎整天站在媒体聚光灯下充当致富不忘公众的口头大善人，而渴望其对内善待员工、完善提升其工资福利水平、凝聚人心、加大研发投入，对外拒绝商业贿赂、遵纪守法、足额纳税并扩大就业，成为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老板。

    现实却不容乐观。由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有待完善，尤其是2008年以后，投资升温之下带来货币流动性泛滥、地方债务高企，加上国内外需求疲软、劳动力成本上扬，严重抑制了企业尤其是民企从事实体的热情，百姓收入增长乏力，进一步导致消费疲软。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其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但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1992年为20%，2012年依然是20%.

    当务之急是将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决策落实到位，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为实现全面振兴创造前提——这已经成为最高决策层的共识。而这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成为中国富人的首要任务——扩就业、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就是其对穷人最大的帮助。

    至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有赖于各级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尤其是完善国家福利制度去托底，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鼓励更多人通过奋斗改变命运。当然，全民所有的央企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除了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市场化改革外，还当足额向国库上缴红利，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而非滥发内部福利，加剧社会分配不公。

    在此基础上，鼓励富人群体更多地投身公益事业，带动全民慈善的快速健康发展。而这又需要一个关键前提：进一步建立健全法治，推动当下官办慈善去行政化进程，进一步释放企业、个体慈善活力，摆脱当下公益事业透明度低、运行成本高的窘境。否则，愿意投身慈善事业的风气很难形成。

    当下富人帮助穷人的有效途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制度来搭设，而不是饱含激情的道德感召。

    慈善是私权利，唯一目的是获得内心的快乐。请不要用道德绑架任何人——包括一切合法致富的人。然后，重温马丁·路德·金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都能成为伟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对社会作贡献的能力。自古以来，慈善都不是富人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