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报上得知，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准备在其书友会中发起众筹项目，用以重新翻译经典名著《国富论》，而最终的翻译者将获得千字500元这一“史上最高翻译费”。

　　《国富论》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首版于启蒙时代的1776年，国内出版的第一个译本是由严复翻译的，时间是1902年。百余年来，这书经过多次重译，至今已有七八个版本。重译外国经典名著这件事，以笔者之见，当今情势，即使有重金之酬，恐也难以产生超越以往的上乘之作。

　　翻译讲求的是“信、达、雅”，只有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并完美呈现，才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玉成”。可这绝非易事，一个翻译家意识到的和必须要做的其实还有更多。屠岸因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而著名，他曾有这样的体会：“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才行。”至于具体的翻译，傅雷又曾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道：“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除了翻译者本身的功底及翻译态度，一个以此为业的人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显然更应注重。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翻译视为一生的事业时，翻译也就成了体现其精神和思想的主要方式，并试图以此去影响社会，开启心灵。

　　今年以93岁高龄谢世的我国著名翻译家草婴，他以60年的执著，一个人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这一壮举在全世界都属独一无二。因为在他看来，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能带来世界和平，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爱。而在每天平均只1000字的翻译进程中，“我把文学翻译当作艺术创作来对待的，逐字逐句地直译不是文学翻译……再创作应该体现原著的精神和艺术内涵，而只有把翻译技术和艺术结合起来，这样的译者才是翻译家”。由此而来的成就与他人的感佩，就如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所表达的：“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

　　但也正如有人所悲叹的那样，“草婴是一个翻译时代的代表者，他的去世，可以看做是那个时代的结束”。这话所涉及的范围颇广，但当下翻译、出版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的粗疏、草率及精准、雅致的缺失，显然是足够扼腕的事。鲁迅文学奖中设有文学翻译奖，颁发到第五届时终于难以为继，出现了空缺。国内专设的多个翻译奖，在主要奖项上也屡有空缺。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需要的是字斟句酌，但在市场诱惑面前往往是急就与蒙混，而不是负责任地斟酌和推敲。一位严谨的译者曾告诉笔者，有一年诺奖颁奖，一家出版社给他打电话，请其翻译一部获奖者的作品，要求两个月内完成。他说这不可能完成。但出版社不这么想，他们要追求新闻效应，颁奖之时即出书，利益最大化，而如隔个两三年，黄花菜早凉了。可见，如今翻译与出版所造成的缺憾，诸多方面都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