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工地上的超龄农民工估计得占到一半以上。现在到哪找年轻工人？工地上也不想使用这么多的‘老人’，是没有办法。”近日，对于工地上存在不少超龄农民工（超过退休年龄）的现象，长年在建筑业做工程承包商的邹奎感叹说。（9月26日《工人日报》）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所在的高校进行雨污分流工程，校园里出现了不少农民工，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不少超龄农民工。超龄农民工外出务工并非“闲不住”，而是因为“不能闲”，具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艰辛——不论是攒钱解决自己的养老和医疗问题，还是帮扶子女，都驱使着这些原本应该“闲下来”的老人们继续辛苦劳作。

　　超龄农民工的“老有所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养育儿女、赡养老人、供孩子读书、帮助孩子盖楼房买车、帮助孩子成家立业、隔代养育孙辈，当这些农民工完成了“人生任务”，钱袋子已经被掏空甚至还有不少债务，大都缺乏财富积累。为了不拖累子女也为了给自己多积攒一些财富，不少农民工坚持“干到干不动为止”。

　　许多“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条件艰苦、劳动强度高的第二产业或者低端服务业，造成了结构性的“用工荒”，这些缺乏吸引力的工作，给超龄农民工提供了机会。由于缺乏一技之长，身体机能和劳动能力又下降，不少超龄农民工都干着强度大、收入低，风险高、保障少的工作。

　　能干一天是一天，能多挣一点是一点，“不能闲”背后的超龄农民工的生存困境，不能被忽略和漠视。解决欠薪和讨薪难题，健全劳动保护、降低安全风险、增加劳动收入，改善超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除了他们的“自我救赎”，也同样离不开公共部门的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

　　有学者指出，超龄农民工已不太可能依靠回家种地来解决自己的养老和医疗等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其他办法养家糊口。读懂超龄农民工“不能闲”的无奈与坚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超龄农民工的爱与痛。看到超龄农民工的背影，听到他们的叹息，想方设法让回到乡村的他们真正实现“老有所依”，需要公共部门、市场和社会在良性互动中分担责任，需要多方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