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攀枝花市务本乡村民邓钢明的儿子邓树超跳入金沙江自杀身亡。12月3日，邓树超遗体被渔民发现，渔民却要收1.8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协商仍要收8000元。因邓钢明家庭经济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3天后在民警的协调下，邓钢明付了5400元后，渔民才将他儿子遗体打捞上岸。（12月8日四川新闻网）

　　在坊间，打捞尸体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一般人都不愿意干。而渔民们打捞邓树超的尸体花了2个多小时，按照付出了劳动理应获得报酬的原则，适当收一些辛劳费，是人之常情，我们不能无端地予以指责。当然，漫天要价，确实不妥。

　　面对“天价捞尸费”，我们不能一味谴责渔民们，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政府部门为什么没有义务打捞尸体的责任？为什么执政为民、服务于民不能做到“全覆盖”呢？试想，如果各级政府部门建立了一支水上求援和打捞尸体的队伍，或者成立了专门的公益性基金，制定合理的价格，由公益性基金支付打捞费，并对困难家属实行人道主义的救助，就不会出现这种令人伤感的事情。可见，权力打捞缺位，老百姓的权利就受损，难以得到权力的温暖。

　　在坊间，老百姓讲究的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讲究的是“入土为安”，这种刚性需求，地方政府却当“看客”，这与政府保障老百姓“生有所养，死有所安”的责任不符。当然，要各级政府成立官方打捞队，或者成立公益性基金，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可能感到有压力，但总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而伤了民心吧？毕竟，有些死者家属经济困难，付不起打捞费，而打捞者确实付出了劳动，应该收费，在此情况下，政府部门不能当“甩手掌柜”。因为打捞尸体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民生需求，民有所需，官应有所应，这样才能做到执政为民、服务于民；否则，靠个人打捞尸体，甚至靠民间个体打捞队打捞尸体，难免不会出现“天价捞尸费”的现象，再让文明社会受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