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魔面前，谁都无法逃避，却可以共同面对。让有需要的居民都能用上药品，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功能的底线。

　　国家药价谈判，是指对独家、专利等缺乏市场竞争的高价药，由国家采用统一谈判的办法确定合理药价。这项事关民生的改革自推行以来，让众多患者受益。一种名为替诺福韦酯的治疗慢性乙肝药品，被世卫组织推荐为临床一线药物，进入我国市场两年就降价67%，让患者每月费用平均少了1000元。

　　药价谈判不仅是历史性的国家药价改革事件，对药企来说，也是以价格换得进入医院采购目录和医保目录的重大机遇。然而，这项使民众、药企都受益的改革，却迟迟没有在地方落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今年6月底各地必须挂网执行谈判药价。但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仅有14个省份出台了文件。国家谈判之前已有一些省份将药品纳入医保报销范畴，但谈判之后仅有新疆一个省份将谈判药品纳入城镇医保。于是，在一些执行了谈判药价的地方，出现了跨省买药的患者。

　　诚然，即使不能报销，不少患者已经直接受益，但是因为没有医保的补偿，大量患者仍然买不起药，或者不能承担长期的费用，导致有药用不上，好不容易降低的药价陷入尴尬境地。这明显有悖国家谈判的初衷。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是国家谈判的重要筹码，也是药企愿意降价的最主要原因。有药企直言，其生产的药品在市场地位数一数二，降价后没医保的换量将难以覆盖成本，无法继续研发新药。

　　医保基金并非承受不了。云南乙肝、肝癌患者不在少数，一些地区的女性肺癌发病率甚至居世界前列，但当地新农合部门详细测算后发现，将谈判药品纳入大病补助项目，或是进入门诊大病统筹，基金仍然可以负担。城镇医保筹资水平更高，总量比新农合大，承受能力更强。实践证明，在那些谈判之前就已将吉非替尼、埃克替尼两个肿瘤靶向药物纳入医保的地区，降价后的药品可以为医保节约大量支出。

　　统一谈判药价的改革方向值得肯定，这也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办法。美国、英国、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用药的部门如医院，或是管钱的部门如财政或保险部门，会采集一个参考价，与药企或医药行业代表进行谈判，此后再根据市场竞争情况或是药企销售利润空间等进行微调。秉承了“谁用谁谈、谁花钱谁谈”的思路，这些部门有动力有砝码去谈下合理的价格，并协调好各方的利益。

　　以国际经验对照我国首轮药价谈判的实践，结合我国国情，各联席部门应总结经验，建立明确的分工责任制，比如药企协调、患者筛查、药品评价、资金准备、价格拍板、医保衔接等明确负责部门，建立良性的谈判运行机制，并形成刚性的落实制度，促使各地尽快执行谈判药价，让患者尽早享受到实惠。各部门、各地方应摈弃利益短见，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携起手来应战病魔，让更多患者买得起、用得上救命药，延长生命时间，改善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