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患者。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可以想见郑州社区医护人员倾巢出动，满大街找寻精神病患者的情景。不用怀疑他们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恐怕更多是出于维持自家生计，是对悬在头上的“考评”、“督导”大棒的惧怕和担忧。

　　定指标、给压力，作为工作中常用的鞭策之道，并非全不可用。但前提是，这个指标应该是跳起来能摘到的桃子，而不是跑死马也无法达到的目标。诚然，按照原卫生部的统计，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有1600万人，超过总人口的1%。按照2％。来下达筛查指标，确实不高。但只要是正常人都能想到，精神病患者不是印花布上的花纹，能那么均匀分布。以全国为考量范围的平均比例，具体到一个社区，就不一定准确了。硬要在每个社区每千人中找出两个患者来，只能导致一些社区要么完不成指标被“督导”，要么弄虚作假，将不是精神病的人拉来凑数，制造“被精神病”冤案。根据报道，有点自闭、不爱说话的少年，受伤后容易忘事、偶尔发呆的空姐，就被当做重性精神病患者列入了名单。

　　不顾实际、不动脑筋的“一刀切”，不但扭曲了精神病患者筛查的初衷，而且使基层医护人员怨声载道，好事办成了坏事。如此指标摊派，其效果如何，事实足以说话。

　　有人为郑州市的2％。指标摊派寻找到政策依据。原卫生部2012年印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通知，要求2012、2013、2014、2015年患者检出率分别达2.5％。、3％。、3.5％。、4％。，每少0 .5％。，东、中、西部省份分别扣4、3、2分。但请注意，原卫生部的指标是以省为范围的筛查指标。放在省级这个比较大的范围内，这个指标不说完全、也是基本切合实际的，是可操作、能完成的。想以“2％。比原卫生部要求的指标还要低”，来证明“每个社区筛查人数不低于人口总数的2％。”的正确和无可指责，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荒唐行为寻找借口。

　　当下，指标摊派并不鲜见。罚款指标、破案指标甚至火化都定指标。迷信指标摊派，从浅一点说，是简单粗放的懒政行为，以为只要定一下指标，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绩考核制度使然。

　　上世纪80年代的“严打”，个别地方错误地实行了指标摊派。结果一些明显没达到死刑标准的罪犯，也被剥夺了生命。人头不是韭菜，落地就不能再生。而郑州卫生部门的这个规定，却是可以改正的。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摒弃数字政绩的扭曲观念，才能真正将利国利民的好事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