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从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获悉，中纪委办公厅在答复其关于公车治理的建议时，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此外，在全国实行公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10月10日《南方都市报》）

    公车滥用之弊群众痛恨，对此即便是反腐部门也没有刻意回避。如何治理公车，近些年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见很多，也不乏共识。在实践中，各地也都作了许多探索，做法各不相同，更不乏争议之处。但是，落实到效果上，形式上的意义往往大于实质。比如，一些地方也尝试过公车改革，不管是公车集中管理的“派车制”，还是取消公车代之以“车补”，时过境迁，人去政息，悄然走了回头路，甚至车照坐、车补照领，衍生出新的问题。

    公车标识，它仅仅只是开放监督的一个技术手段。虽然不否认它对加强监督的作用，但是能够发现问题，并不意识着能够充分有效地约束公车滥用的现象。事实上，一些有明显标识的公车，如警车等不规范的行为在一些地方依然很突出。相反，公车标识更大的意义在于权力接受群众监督的姿态，按理说这是权力约束应有的基本伦理，跟地方条件成熟与否没有关系。

    换言之，公车标识是无条件的，如果没有具有法规意义的刚性约束，则取决于地方的勇气与意愿，甚至是地方主政者的认识，跌入权力治理权力的窠臼。如此语境下，公车标识别说那些不愿意施行的地区，就是一些已经施行的地方，试点恐怕也是昙花一现。比如，笔者所在的城市，驻足街头，几乎难以发现有标识过的公车。

    公车改革其实是权力改革的一个缩影，没有来自于顶层制度的统一设计，靠权力自我完善终究作用是式微的。一方面，矫治公车之弊，自己革自己的命，痛感之下的阻力不小；另一方面，改革层面不同、程度不同，无法解决尺度统一的问题，客观上使得公车在局域之间有福利的厚薄之分，无声的氛围，倒逼利益的坚守。类似的，譬如官员财产公开，很多地方的主要领导的态度都是上面规定公开就公开。言下之意，无非是不愿意做切割利益、开罪干部群体的出头鸟。

    公车统一标识要靠“催熟”而非“自熟”，宜来自于全国层面的一刀切。类似的，如公车配置国家关于1.8L和18万元的限制，对于奢侈配车起到了根本性的遏制作用。推而广之，把权力关进牢笼，应全国一盘棋，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用法治来替代权力约束权力自我改良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