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2010年10月30日，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发生违法强拆事件，一村民被强拆者棒击致死。事发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武瑞军等17人获刑，被告人不服上诉。此案历时近3年，今年9月，太原市中院依山西省高院裁定重审此案。死者家属竟在庭审时发现了两份由事发地政府发给两级法院、请求“慎重量刑”的函。

    客观地说，作为事发地政府，和普通公民一样，可以为案件提出证据供法院裁决。令人不解的是，该地政府却直截了当发函为人犯求情，公然以行政干预司法，这不由让人对当地政府在案件中所扮角色产生怀疑，更让人觉得可怕。假如此案的发生与政府无关，政府有啥必要又是“研究”又是“发函”，甚至还要把对一个普通人犯的“慎重量刑”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假如此函是当地政府在为治下子民受到不公判决而仗义执言，那么，同为该地政府治下的另一子民被棒击致死，却没有受到“研究”、“发函”这样的高度重视，又当何解？

    说“求情公函”可怕，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至今缺乏基本的法治思维。这份函可不是个别官员假借政府名义的“杰作”，而是“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后，以区政府的名义、加盖政府大印发出的。读上去是那么地公事公办，理直气壮，似乎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殊不知以这种婉约方式对法院进行绵里藏针地“告诫”，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权力边界。虽然该地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法院的审判工作，但从信函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听到“特权”的画外音。

    说“求情公函”可怕，还因为我们能看到一些地方政府胳膊朝“利”拐的行为。案件发生在太原市晋源区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拆迁过程中，负责拆迁的一家公司委托没有拆迁资质的武瑞军从事强拆，导致案件的发生。该区政府为啥发“求情函”，其中的微妙不言而明。本来政府的屁股应该是端端正正、不偏不倚的，即便在一些事情上可能难免有与个别群众利益冲突之处，但只要依规依法公平公正加以处理，屁股也不会坐歪。如果一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先替为自己服务的团体或个人考虑，政府就会失信于民，损害政府形象。“求情公函”的负能量正在于此。假如当地法院采纳了这个“恳请”，重审量刑时“考量”了该信函的分量，那么，此函带给社会的副作用，远比强拆者棒杀村民案件本身可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