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炉的“383”改革方案将廉洁年金制度提上议程。从定位看，其在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之首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名下，与调整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等并列。从功能看，建立廉洁年金是公职人员薪酬体系改革的重要链环，前有政府部门收入增长机制为支撑，后有加快官员公布个人财产进度等做配套。

    实质上，“足薪养廉”本是世界清廉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伦理通识，是其制度安排之一。但廉洁年金这招防腐保廉“满盘皆活”的好棋，在中国的出手环境不宽松。一是腐败易发高发态势演化，其抗御贪腐动机的实效存疑；二是收入分配改革滞后，社会贫富差距仍大，或有给官员变相涨薪之嫌；三是公共财政为社会保障兜底不易，年金来源、发放标准又引争议。

    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处于“有痛改革”期，公共政策“百分百争议”是高概率，但廉洁年金制度有比没有好，早有比晚有好。岗位津贴、绩效工资或廉洁年金，都是公共人力资源“购买”方式。重点不是花不花钱，是怎么花得更值。对公职人员薪酬的国家刚性支出进行结构优化和绩效评价，是改进廉政勤政建设的优先选项。

    现实中因保障参差不齐的“福利鸿沟”，导致一些贪腐症候群屡见不鲜。一是实权部门搞创收，“既吃皇粮，又吃杂粮”；二是少数精英多劳少得，“心里不平衡，自己找平衡”；三是一把手“造福”下属，能干更贪的能人频出；四是公私部门薪酬巨差，官商勾结的喂养式、期权化腐败迭现；五是基层干部职务上有天花板，工资待遇差，“吃喝不算腐败”浪费惊人。问题是，贪污浪费可耻，国家薪酬没买到勤廉也是浪费。还要追问的是：宏观上，公共财政是否社会保障性支出偏低，项目和建设投资过大，贪腐者机会成本过低？微观上，遵纪守法者的利益保障是否到位？

    因此，官员贪腐的动因追溯，从侧重学习荒疏、理想滑坡等非利益相关性因素，到直面利益失衡的深层动机，不能不说是巨大进步。从反腐败严刑峻法、标本兼治，到薪酬调整、年金激励，亦是变革契机。因为廉洁年金是对公共部门既有成本的结构性重组，是公职人员工资、服务年限和勤廉绩效的加权，伴生有限的行政增量成本与放大的廉政勤政导向效应。

    新加坡、香港等实施相关制度“只赚不赔”的案例表明，廉洁年金的制度价值包括：打破“逆淘汰”怪圈，对拒绝同流合污者以正激励；打造“合法期权”金手铐，阻遏以权“捞现”动机；固化利益剥夺机制，让丢年金的贪腐成本“可视”。再辅以有效的反贪机构、财产公示和阳光问责等机制，听上去“有点贵”的年金制其实很亲民。

    当然，“只廉不勤”非廉洁年金制度初衷，须坚持权责对称、名实相副。如新加坡给官员发放GDP花红奖，亦配有不景气减薪制。其实，我国一些地区已探索廉政保证金、廉政公积金。搞廉洁年金须强化考核和细化奖惩，防治“不贪不作为”。至于这笔年金的花销，如果计算八项规定后缩减的“三公”经费和国企高管的天价高薪、招待费等，公众应免过虑。正如基层干部的一句话：吃坏党风喝坏胃，不如变成安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