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下达‘刑事拘留数’、‘发案数’、‘破案率’、‘退查率’等不科学、不合理考评指标，不得以破案率、批捕数、起诉数、退查率等指标搞排名通报……”日前，河南省公安厅出台规范调查取证、落实执法责任终身制等十项措施，加强、改进刑事执法工作，防止冤假错案发生。（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实际上，废除“破案率”等执法指标的排名，河南并非破冰者。今年七八月份，由于杭州“出租车杀人案”和“叔侄强奸案”两起错案的教训，浙江警方就曾提出“冤假错案终身追责，取消破案率排名”，被舆论认为是警方执法回归理性及程序正义之举。

    遗憾的是，浙江警方取消破案率排名，并未产生辐射效应。各地依然在固化的体制机制下，以破案率等指标衡量警方的政绩。而此番河南紧随浙江之后，废除破案率等指标排名，之所以引发关注，有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提到，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此举，也许是吸取了赵作海案教训，又或是为了呼应该总目标。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是程序正义及人权保障的体现。

    关于破案率等执法指标排名，随着冤假错案的出现屡屡重挫社会公平正义，已饱受公众诟病。这些指标排名的实质，更近似于执法层面的GDP陷阱。它关心的不是每个人的正义、保障每个人的权利，而是地方、部门、官员甚至个人的政绩。程序正义无法被保证，也就意味着“看得见的正义”无从实现，刑讯逼供等与法治文明相悖逆的执法劣迹也就难免出现，冤假错案也就无法避免地发生。

    正如社会不欢迎建立在悲剧之上的GDP，法治社会也应当拒绝僭越程序正义的破案率。社会的安定、权利的维护，理应在法治轨道和程序正义中运行，如此，在制裁罪恶的同时，才能让民众免于被冤狱的恐惧。刑讯逼供的劣迹难以清除，与警方片面地追求破案率指标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政绩评价机制的作用下，警方追求的只是冰冷的数据和排名，而不是公民权利，更罔顾执法公信。

    在破案率等指标的考核体系下，对数字和排名的盲目追求，在立功心切的警方面前，刑讯逼供注定难以杜绝，每个人都可能陷于赵作海等被冤狱者的命运恐惧。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是废除破案率等指标排名，让警方执法回归合法和理性的制度皈依。因此希望，无论是浙江还是河南的举动，促动废除破案率指标排名的动机，不仅仅是错案的反思和警醒，而是应该从法治中国的实现层面，以顶层设计给予废除。

    废除“破案率”，更是废除“执法GDP”。而由此，我们可以将视角延伸到更多的行政和执法领域，比如“交警罚款指标”、比如信访排名……这些都是错误的政绩理念主导下的考核机制，不少时候都背离了制度的初衷和本意，理应将其废除。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实现考核指标的科学化，避免错位的考核机制干预行政执法，成为公民正义实现道路上的难题。依法治国，法是准则和中心，不该被执法者的政绩和指标所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