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提出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裁判，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等方法收集供述应当排除。

    不能因舆论炒作、闹访、地方维稳压力等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要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认定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等方法收集供述应当排除……最高法在意见中的这些“要求”，本就是司法正义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意见》中的很多要求，现行的法律都有规定，只是未能被执行罢了。为何如此呢？即在于法律只要求应该如何，而未明确不如此做的后果。

    于最高法这些要求而言，要想让善意初衷得以落实，确保司法公正、预防冤假错案，仍需在执行力上做文章。即各地司法机关，要坚决地笃信最高法这份意见，不能让其虚置或被架空。预防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其实不言而喻，众所皆知，“万分之一的错案”，于当事人而言，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于司法公正而言，也是“百分之百的损伤”。湖北的佘祥林案、河南的赵作海案、浙江的张氏叔侄案等冤假错案，不仅给当事人带来难以弥补的损伤，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更让司法公信力碎了一地。

    不可否认，很多冤假错案，其源头来源于“口供至上”的做法，来源于刑讯逼供的尴尬现实。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教授表示，“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伪造证据等”侦查机关不当行为“较普遍存在，在50起错案里，已有4件正式被法院或检察院认定存在刑讯逼供，43起有可能存在刑讯逼供，肯定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只占6%.”这样的尴尬现实，又如何确保司法公正呢？事实上，当一些地方为了提高破案率，对口供、刑讯逼供等深信不疑时，其实已经为冤假错案埋下了伏笔。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由此审视可知，最高法发布的这份意见，就是为了更好地预防冤假错案。不过，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在采集证据时形成了一定的惯性，眼下要破除这种顽疾，仍需采取一些强硬的做法。如对违法违规者给予惩戒，以便形成必要的震慑力，让刑讯逼供或者用冻、饿、晒、烤、疲等方法收集供述的情况得以排除，也才能让最高法这份意见的善意照进现实。

    要预防冤假错案，一方面，对最高法当前这份意见所传达出来的法治理念，要坚决执行到位。法谚有云“无救济则无权利”，意思是说，法律对公民权利、自由规定得再完备，如果它们受到侵犯之后却无有效的救济程序，那么这些法律将沦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法律的不断完善也是应有之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曾发文建议沉默权入法，他认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被讯问人无沉默权，使得其必须回答审讯人员的问题。

    因此，如何让法律更有可执行性，也是不可缺位的法治思考。笔者认为，若要真正实现预防冤假错案的目的，仅有应然性的宣誓并不足够，必须提供有效的救济程序和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