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此所谓人在“证”途。

    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经过8个多月调查指出，从出生前的准生证，到死亡后的火化证，人的一生要办103个证。（本报今日17版报道）

    这当然并非存在于广州一地的现象，生活在当下的国人，各种各样的“证”，纠缠于一个人生老病死全过程。各种“证”最重要的功能，不外乎满足公共管理的需要；可如此之多的“证”，已然异化为一种民众之累和民生之苦。

    “北漂”小周为了办护照，从北京到老家河北省武邑县往返六次，跑了三千公里，后在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后才办好……此类极端个案，一旦见诸媒体报道，往往能够得以解决。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遭遇办证难时，却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有媒体调查显示，80．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遭遇过办证难。

    办证多、办证难不仅让一个个公民个体心生怨怼，而且造成巨大的民生负担。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我们不妨粗略估算一下，假如全国流动人口为了返乡办理证件，每人每年一次，平均交通费用、误工成本按500元计算，就是1000多亿元，而笔者所生活的省会城市太原，2013年财政总收入也不过是495．82亿元。更何况，名目繁多的各种证件、程序繁杂的办理程序，在不少地方俨然成了无良小吏吃拿卡要滋生腐败的渊薮。

    那么，实现公民“一证行天下”到底难在哪里？从技术层面看，建立公民信息数据库，将公民个人信息，比如出生、籍贯、受教育程度、婚育状况、职业等信息，集纳于一个证件，并不存在多高的技术门槛。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公民的社保卡早已实现了这一功能。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部门能否平衡部门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如你所知，每一个证上面都要盖章，每一个章都意味着一个权力部门。取消或合并证件，意味着权力的收束或让步，意味着公民权利的舒张和兑现。在实际操作层面，公共部门则须实现从管理向服务的功能蜕变和归位。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是公民纳税，委托政府部门行使管理公共事务职能，服务民众才是根本要义。只要公共部门回归服务的本位，所谓的行政壁垒、部门利益，自然土崩瓦解；所谓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必然消弭于无形。

    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譬如准生证，从前必须是回女方户籍所在地办理，目前已有不少地方做出调整；譬如公民办理护照，从前必须要到户籍所在地，从2013年7月1日起，公安部规定全国43城市的外地人可在居住地申请……尽管是政策的局部调整，但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公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任何一点改进都会产生涟漪效应。

    当然，要从根子上纾解人在“证”途之累，实现公民一证行天下，需要顶层设计的通盘考量，但地方政府能做的，也不应推诿扯皮，先行先试，步子再快一点——当为民意所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