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广东潮州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收治一急性酒精中毒患者，因抢救无效死亡。患者家属纠集100多人，押着值班医生在医院内游行，边走边喊：“就是这位医生害死了死者。”被游行的年轻医生边走边哭，持续约半个小时。

    从目前来看，患者死亡是否因为医生救治不力，还有待权威调查，但在这起事件蒙受屈辱的，并不仅仅是这位值班医生。

    一让法律蒙羞。随意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显然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然而，很多医闹事件表明，光天化日之下，患者家属的任何不理智行为似乎都容易得逞，追打医生者有之，逼迫医护人员对死者下跪者有之。潮州这起事件中，值班医生被患者家属押着游行，却没有得到有效制止，这何尝不是对法律的羞辱？

    二让医改蒙羞。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社会公众对医改的主要评价是看病贵、看病难是否得到了缓解；医患紧张关系是否得到改善；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医患关系剑拔弩张，如果长此以往，医生的执业环境得不到有效改善，出现“医将不愿医，患将无所医”的局面，受害的还是社会。

    眼下，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反映强烈，这是医患纠纷时有发生的体制背景。显而易见，解决医患纠纷，需要包括加快推进医改在内的多方面努力。

    其一，让社会客观认知医学的局限性。逐渐淡化“患者的不幸都是医生的错”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之下，不仅患者与医生之间，难以建立基本的理解和信任，而且容易加深两者之间的隔阂。羞辱行为和防备措施的升级，只会恶化关系，无助于解决问题。

    其二，建立医生职业风险保险制度。在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执业医生都必须强制购买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领取经济赔偿。长期的实践证明，第三方的介入，可以有效化解医患双方的直接冲突。近年来，山东、珠海等地的医院引入了这项制度，在化解医患矛盾方面也起到了较好效果，何不尽快完善并推广这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