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此番讲话让秘书腐败现象再度引起关注。（4月28日《新京报》）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对秘书问题作出强调：“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决定》中指出的违规，主要是指违背《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在此规定中，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能够配置专职秘书。以此而言，多个地区发文取消专职秘书，只能算是一种常识回归，或者说是对已有规定执行迟到的纠偏。

　　对违规配备专职秘书的清理，其现实背景在于，不乏专职秘书沦为权力掮客，成为了秘书所服务的领导与腐败利益之间的中介，甚至以秘书身份亲自经营权力。只是，对于违规配置秘书的清理现状表明，取消专职秘书在拿出纠偏的魄力之外，还需让官员从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必要介入中抽身。

　　之所以如此强调，一方面是基于约束秘书配置的《暂行规定》，在现实中多次遭遇反弹，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秘书腐败的源头追问。相较于省部级地方大员以及中央领导，基层主政长官所面对的事项更加具体，治理的辐射面也更为狭窄。默认其无需配置专职秘书，理论前提在于，面对服务型政府所营造的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格局，市场和社会能够充分自治，基层主政者能够在所辖的范围内应付各类事项，而不为所累，无需专职的秘书来辅助治理。

　　鉴于此，因违规配置专职秘书导致的腐败，与其说是来自于专职秘书制度本身，不如说是权力从社会和市场中的退出力度不够。权力介入越深，需要解决的问题越多，于是，一方面地方主政者疲于应付各种管理职能，力有不逮便容易突破约束，以各种名义为自己配置专职秘书；另一方面又为设卡寻租制造了空间，秘书得以分享权力的方式游刃有余地充当掮客。可见，取消专职秘书要收获良好效果，简政放权是必要的配套手段。